大元王朝(出书版)_分卷阅读_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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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此,顺帝假手伯颜清除了自己的一大敌对势力,报了杀父之仇,也为自己接管政权创造了条件。
唐其势被杀后,伯颜一人大权独揽,他“专权自恣,变乱祖宗成宪,虐害天下,渐有奸谋”10。其位高权重更在燕帖木儿之上。早在元统二年(1334),伯颜曾求为秦王,人们以“秦王大名,恐不宜居”表示反对,伯颜不听,竟争辩说:“我闻淮东有秦邮,我索秦邮为秦王,非西秦也,何不可有?,顺帝只好以高邮为其食邑,进封他为秦王。杀唐其势为国除奸后。骄纵更甚,以致敢于要求以薛禅为名。
古代风景画鉴赏伯颜势倾朝野,“擅爵人,赦死罪,任邪佞,杀无辜,诸卫精兵收为己用,府库钱帛听其出纳”。皇帝赏赐的土地、黄金、白银、币帛不可胜计。他变乱忽必烈以来的典章制度、英宗的新政和文宗文治的成果,实行排斥汉人的民族压迫政策,废除科举以塞汉人入仕之途,甚至提出杀尽张、王、刘、李、赵五姓汉人。他大肆搜刮聚敛,以致“天下贡赋多入伯颜家”,于是阶级矛盾、民族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,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。
伯颜旧曾为郯王彻彻秃家奴,称彻彻秃为使长。至此,自以为尊崇无比,岂容其上更有使长。于是在至元五年(1339),诬陷郯王彻彻秃,要求皇帝赐王死。帝不准,伯颜则擅自行刑,杀死郯王。又复奏贬宣让王帖木儿不花、威顺王宽彻普化,辞色愤厉,不待旨而行。顺帝益愤,积不能平。伯颜却日益立威,“锻炼诸狱延及无辜”。其侄脱脱在老师吴直方的鼓励下,大义灭亲,为国除奸,为家除害。于至元六年,夺其权,伯颜死于被贬途中。
自唐其势、伯颜的势力相继被铲除后,元顺帝以脱脱为相,力图刷新政治,以图中兴,社会面貌一度有所改观,史称“脱脱更化”。但元朝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,积重难返,已非个人力量所能挽回,至脱脱遭谗谮去位后,国事日非,元顺帝本人也失去了当初的锐气,并一味沉湎于享乐和女色,纪纲废弛,官吏贪蠹,财政困窘,社会动荡不安,人民起义风起云涌,元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。
注释1《元史·明宗纪》。
2关于妥欢帖睦尔的出身,民间曾有其非和世王琼子,而为南宋恭帝赵顯之后的传说。考其传说,仍出自争权斗争的需要。文宗是以皇太子(明宗的合法继承人)的身份继位的,按照当时兄弟相承、叔侄相继的原则,理应立明宗子妥欢帖睦尔为太子。但文宗欲立己子,只好在妥欢帖睦尔的身世上作文章。于是,他们传出消息说,妥欢帖睦尔的乳母的丈夫说,明宗在世时,一直说妥欢帖睦尔不是自己的儿子。因此,令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儿、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弥识将其事写入脱卜赤颜(即蒙文宫廷史册),并令奎章阁学士虞集作书诏告中外。为剥夺妥欢帖睦尔的继承权大造舆论。《四库全书总目·史部·杂史存目》条认为此说“实为荒诞之尤”。今人也屡有文章论证此说之不可信。
参见任崇岳《庚申外史·笺证》,中州古籍出版社,1991年。
3《元史·顺帝纪》。
4《庚中外史·笺证》。以下不注资料出处者。皆本于此书。
5《元史·燕帖木儿传》称宁宗立四十三日而崩,不确,实为五十三日,参见《庚中外史·笺证》。
6《元史·燕帖木儿传》。
7《元史·顺帝纪》。
89《元史·燕帖木儿传》。
10《元史·伯颜传》。
薛禅。蒙古语,意为“贤者”,自从忽必烈的蒙古语谥号称“薛禅皇帝”后,任何人不再以此为名号。自伯颜专权,有人则请赠伯颜以薛禅之名。翰林学士沙剌班等上奏:“万一曲从所请,关系非轻。”于是元顺帝不得不请翰林学士欧阳玄、监丞揭傒斯商量,以“元德上辅”四字代替。
《元史·脱脱传》。脱脱更化元顺帝初继帝位时,也曾有志于中兴。但当时他处于权臣燕帖木儿和伯颜势力的包围之中,皇位的巩固尚需时日,也就更没有机会和力量实现其振兴纲纪、整顿和刷新政治的意图了。政治上的长期失意和被冷落使他学会了忍耐和等待时机。因此,在即位之初他并没有采取任何大刀阔斧的锄奸和改革行动,而是静观形势,等待时机,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。
即位的第三年,他改元为至元。至元为元世祖忽必烈曾用的年号,以此为年号意味他有意继承祖宗的事业,实现元朝统治的中兴。也就是在这一年,他利用燕帖木儿家族与伯颜的矛盾,假手伯颜,除掉了政敌和世仇燕帖木儿家族的势力。而后,他又启用和培植了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年轻官僚脱脱。在脱脱的支持、辅佐和配合下,除掉了另一权臣伯颜,又在脱脱的主持下,实行了政治的更新和改革,史称“脱脱更化”。
脱脱是权臣伯颜之侄,少而有志,就学于汉儒吴直方。一日,请于其师曰:“使脱脱终日危坐读书,不若日记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终身耳。”1足见其早有立功成名于世的抱负。十五岁为怯薛官,文宗朝先后任成制提举司达鲁花赤、内宰司丞、府正司丞和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。顺帝即位后,兼前职,又同知宣政院事。不久,迁宣政使、同知枢密院事。
至元元年(1335),与伯颜共同挫败了唐其势和答里的谋逆,拜御史中丞,虎贲亲军都指挥使,提调左阿速卫。在任御史大夫期间,“大振纲纪,中外肃然”。同时,对皇帝也多有匡正。在扈从皇帝自上都还京师时,行至鸡鸣山之浑河,顺帝欲在保安州畋猎,伯颜谏止说:“古者帝王端居九重之上,日与大臣宿儒讲求治道,至于飞鹰走狗,非其事也。”有志振兴的顺帝听取了他的意见。
脱脱并不因伯颜权势之重而骄横,相反,却常常以此为忧,他对父亲说:“伯父骄纵已甚,万一天子震怒,则吾族赤矣。曷若于未败图之。”意在由自己家人动手为国除去这一大蠹,以保全家国,得蓟其父的赞同。然后又去请教自己的老师。直方鼓励他说:“《传》有之,‘大义灭亲’。大夫但知忠于国家耳,余复何顾焉。”脱脱除奸意已决,但必须得到皇帝的支持和赞同。
元顺帝当时,皇帝身边多为伯颜同党,脱脱作为伯颜的侄子、亲信,当然是被列入伯颜党的,皇帝对他不能不有所防范。为了同顺帝沟通。他努力接近顺帝的亲信世杰班和阿鲁。顺帝也通过二人探查脱脱的底细。“阿鲁、世杰班日以忠义与之往复论难,益知其无他心,遂闻于帝。帝始无疑”2。于是脱脱开始与世杰班、阿鲁和顺帝潜邸汉臣杨踽谋划铲除伯颜。
有了脱脱的支持,顺帝态度也开始强硬,敢于否定伯颜的意见了。至元五年(1339),皇帝到上都,伯颜出赴应昌。脱脱等曾计划于上都东门外设兵擒伯颜,恐事不成而止。时伯颜欲借故罢汉人之为廉访使者,脱脱在吴直方的支持下,先向顺帝通报了伯颜的意图。故伯颜上奏时,顺帝不许。后伯颜知事出脱脱,又在皇帝面前要求惩治脱脱,仍未得逞。而在归大都的途中,伯颜又擅自杀死郯王,贬斥宣让、威顺二王,顺帝已经忍无可忍了。
六年(1340)二月,伯颜带小太子燕帖古思出猎柳林。脱脱、世杰班和阿鲁等谋以所掌兵及宿卫士拒伯颜。于是,顺帝至玉德殿,召近臣汪家奴、沙剌班及省院大臣先后入见,出五门听命;收缴诸城门锁钥,将亲信布列于城门下;特令平章沙只班召其馆客范汇,以毡车载入宫中,“谕以伯颜罪状,卸其军权诛之之意”3,令其与杨璃草拟诏书;夜二鼓,命云都赤月怯察儿至太子燕帖古思营,取燕帖古思还;四鼓,命平章只儿瓦歹持诏赶赴柳林。先解其兵权,传旨诸道随从伯颜者无罪,可即时解散,各还本卫。诏称:“朕践位以来,命伯颜为太师、秦王、中书大丞相,而伯颜不能安分,专权自恣,欺朕年幼,轻视太皇太后及朕弟燕帖古思,变乱祖宗成宪,虐害天下。加以极刑,允合舆论。朕念先朝之故。尚存悯恤,今命伯颜出为河南行省左丞相。所有元领诸卫亲军并怯薛丹人等,诏书到时,即许散还。”
初稿写作“诏书到日”,顺帝说:“自早至暮,皆一日也,可改作时。”一字之差,即表明了顺帝对除去伯颜心情之迫切,也可看出顺帝的精明。伯颜请入宫与帝告辞,使者不许。不久,又诏阳春县(今属广东)安置。伯颜行至江西豫章驿,饮药而死。
伯颜被贬,前两都争战和王忽察都事件中的主要人物,文宗朝的权臣都受到了惩罚,于是御史台臣始奏太皇太后非顺帝母及其曾害死八不沙皇后的事实。
六月,诏撤去文宗庙主,贬太后卜答失里东安州(今河北安次县)安置;放燕帖古思于高丽,遣云都赤(带刀侍卫者)月怯察儿押送。行至沈阳,月怯察儿“拉其腰而死”。
前参与王忽察都阴谋而今犹在世的明里董阿伏诛。
伯颜被贬后,顺帝以伯颜弟、脱脱父马札尔台为太师、中书右丞相。“仅半载,于通州置榻房,开酒馆、糟房,日至万石,又使广贩长芦、淮南盐”4,以牟取商利。脱脱对父亲以高官经商营利的做法很不赞成,知其在政治上不会有所作为,于是请参知政事佛喜劝其父解职闲居。不久,顺帝以脱脱为右丞相5。
“朝廷更立宰相,庶务多所弛张,而天子图治之心甚切”6,百官顿觉中兴有望。于是在脱脱的主持下,开始大刀阔斧地革除伯颜旧政,推行一系列新政。
脱脱新政的内容主要是兴文治、整顿吏治和发展经济。
七月,诏封微子为仁靖公,箕子为仁献公,比干加封为仁显忠烈公。命翰林学士承旨腆哈、奎章阁学士蠖蠖等删修《大元通制》。
十二月,“复科举取士制。国子监积分生员,三年一次,依科举例入会试,中者取一十八名”7。这一措施是吴直方向脱脱建议的,他说:“科举之行未必人人食禄,且缘此而家有读书之人,人读书则不敢为非,其有系于治道不小。”8“科举一恢复,对于笼络汉族士大夫,引导他们走读书入仕的道路,对于消除由于伯颜推行排儒政策带来的民族隔阂心理,具有一定作用”9。在脱脱的倡导下,国子监蒙古、回回、汉生员数目迅速增至三千。
至正元年(1341),顺帝命脱脱领经筵事,改奎章阁为宣文阁,选儒臣进讲。先是,文宗天历二年建奎章阁,一时精英荟萃,文采焕然。伯颜擅权,文士四散。顺帝时,宣文阁在经筵教育、修撰三史、翻译古籍、编纂史书等方面,都起了重要作用。
为稳定社会秩序,采取了一些减轻人民负担和放松对汉人南人控制的措施。如开马禁、减盐额、蠲负逋等。同时,着手整顿吏治,定守令黜陟之法。
至正二年(1342),为发展农业生产,推广农业技术,编纂、颁行《农桑辑要》。
至正三年(1343),“诏修辽、金、宋三史,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,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、中书右丞太平、御史中丞张起岩、翰林学士欧阳玄、侍御史吕思诚、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”10。
又请修《至正条格》颁行天下。
在大兴文治的同时,脱脱也辅佐顺帝调整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,如为被伯颜杀死的郯王彻彻秃平反昭雪;召还被伯颜贬的宣让王帖木儿不花、威顺王宽彻普化,让他们回到各自的封地;使博尔术四世孙阿鲁图正广平王位等。
至正四年(1344),脱脱以疾辞相,表十七上始获准。继任者先后有阿鲁图(博尔术四世孙)、别儿怯不花、朵儿只(木华黎六世孙)等,脱脱所制定的改革措施基本上仍在贯彻执行。但推行的力度和取得的效果却已大不如前。
七年(1347),右丞相别儿怯不花以宿怨谮脱脱父马札儿台,诏徙马札儿台甘肃安置。脱脱请与父俱行,获准。十一月,父死。顺帝召脱脱还京。
八年(1348),为太傅,提调宫傅。九年,复为中书右丞相。顺帝对脱脱寄与莫大希望,为他的再相特行赦天下,诏书称:“朕纂成洪业,抚临万邦,夙夜厉精,靡遑暇逸。比缘依注失当,治理乖方,是用图任一相,俾赞万机。爱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,统正百官,允厘庶绩,曾未期月,百废具举,中外协望,朕甚嘉焉。尚虑军国之重,民物之繁,政令有未孚,生息有未遂,可赦天下。”
再相时的脱脱,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局势,河患屡屡发生。造成了生产的破坏、财政的困窘和社会的动荡;吏治的败坏,使纲纪废弛的现象日趋严重;生产的破坏,赋役的严重不均,人民负担的日益加重,更激化了元朝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,百姓生计无着,流离失所,人民的反抗斗争接连发生。
脱脱依然雄心不减,他以乌古孙良桢、龚伯遂、汝中柏、伯帖木儿为僚属,皆委以腹心之寄,小大之事悉与之谋,从当时最为棘手的河患和钞法入手,身任其责,力挽颓局,望有补于万一。
十年(1350),脱脱采纳左司都事武琪的建议,变更钞法。
变更钞法的原因一是纸币的严重贬值。自世祖后期,经成宗大德、武宗至大以来,纸币大量发行,大量动用钞本,造成纸币贬值。仁宗时虽曾加以整顿,却并不能制止纸币贬值的趋势。以致官定的银钞比例仅及中统初的1/20。二是伪钞的泛滥,严重地破坏了钞法的实行。
变更钞法是一件大事,脱脱曾集中中书省、枢密院、御史台和集贤、翰林两院官进行讨论,会上赞同与反对两种意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,意见不能统一。最后还是由中书省决定,报请顺帝批准,下诏实行。新钞法包括两项内容,一是印造至正交钞,实则以旧日中统交钞加盖至正交钞字样,故又称至正中统交钞。新钞一贯合铜钱一千文,或至元宝钞两贯。两种钞并行,而至正钞一贯抵至元宝钞二贯。二是发行至正通宝钱,与历代旧钱通用,形成钱币并行的局面,而以钱实钞。同金末的交钞一样,没有足够的物质为基础,交钞变更根本无法解决通货膨胀问题,变钞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。因此,“行之未久。物价腾踊,价逾十倍”。脱脱的变更钞法以失败告终。
入元以来,黄河水患连年,末年尤甚。河决严重地破坏了生产,造成了大批流民,河水北侵,又破坏了济南、河间盐场,“妨国计甚重”。治河虽花费了大量人力、资财,水患却没能根治。脱脱复相后,“慨然有志于事功,论及河决,即言于帝,请躬任其事,帝嘉纳之”。于是召集群臣会议廷中,而意见分歧很大。都漕运使贾鲁提出了两个方案,一是加固北堤,其用功省;二是疏塞并举,使河东行以复故道,其功费甚大。脱脱采纳了后一方案。
十一年(1351)四月,下诏中外,命贾鲁以工部尚书为总治河防使,发汴梁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万人,庐州等戍十有八翼军二万人供役,一切从事大小军民,威廪节度,便宜兴缮。二十二日开工,七月疏凿成,八月决水故河,九月舟楫通行,十一月水土功毕。诸埽诸堤成。河复故道,南汇于淮,又东入于海。
脱脱力排众议,独任贾鲁,治河大功告成,蒙赐号世袭答剌罕。后期所行二事,一败一成。
时,颍上红巾军起。十二年(1352),芝麻李据徐州,脱脱自请往讨。募盐丁及城邑丁壮二万人,与所统兵俱发。破其外城,芝麻李遁走。十四年(1354),讨张世诚于高邮。
顺帝听信宣政院使哈麻的谗言,以“老师费财”之过削其官爵,安置淮南。十五年(1355),又诏流于云南,行至腾冲。哈麻矫诏遣使鸩杀之。
脱脱死后,顺帝在哈麻引寻下,安于淫逸享乐,政事废弛,元朝走向了灭亡。
注释1《元史·脱脱传》。
2《元史·伯颜传》。
34《<庚申外史>笺证》。
5此据《<庚申外史>笺证》所载。《元史》马札儿台和脱脱传则谓以疾辞。
6《元史·苏天爵传》。
7《元史·顺帝三》。
8宋濂《宋文宪公全集》卷四一,《集贤大学士吴公行状》。
9邱树森《妥欢帖睦尔传》。吉林教育出版社,1991年。
10《元史·顺帝四》。
《元史·喃帝五》。
《元史·食货五》。
《元史·河渠三》。
第三十五章
方国珍叛降至正八年(1348)十一月,方国珍起事于台州,桑众海上。
方国珍,江浙行省台州路(治今浙江临海)黄岩人。浮海贩盐为业。家世业农,佃种为生。父亲柔良,每为田主所欺。时“黄岩风俗,贵贱等分甚严。若农家种富室之田,名曰佃户,见田主不敢施揖,伺其过而后行。谷珍(即国珍——引者注,下同)父为佃户,过于恭主。谷珍兄弟四人既长,谷珍谓父曰:‘田主亦人尔,何恭如此?’……父卒,兄弟戮力,家道渐裕,酿酒以伺田主之索租。一日,主、仆至其家,盛馔宴主,先以美酝醉死其仆,而主亦醉死焉,皆醢其尸于酒瓮。”日久,事渐露,为主家所告,官府遣人往捕,遂杀捕者,起事1。
田园风景图浙江参政朵儿只班总兵往讨,一军皆没,朵儿班只被俘,方国珍遂通过朵儿班只遣使向元请降。朝廷剿抚意见分歧,暂从其请,授官庆元定海尉。国珍回故里,而聚兵不解。
方国珍的起事本为报私仇,泄私愤,并无明确的反对元朝统治的意识。他利用自己熟悉海上情况和善翔海船的优势,出没于沿海和海中岛屿,与元军周旋,希冀以造反的方式,扩充实力,邀官请赏。十年(1350),进攻近海州县借粮,俘元帅扈海,进而进攻温州。烧掠沿海州县后,再入海。
十一年(1351),元以孛罗帖木儿为江浙行省左丞,总兵至庆元(今浙江宁波)。泰不花为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,进驻温州,讨方国珍。泰不花招募知天文、地理、兵机、战策之士。会两浙各道兵于温州,与庆元约,于六月南北夹击,一举剿灭方国珍势力。至朝,孛罗帖木儿先至大闾洋,方国珍夜率劲卒纵火鼓噪,官军不战而溃,赴水死者过半,孛罗帖木儿被俘,方国珍要求他代为向朝廷请降。七月,元遣大司农达识帖睦迩、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樊执敬、浙东廉访使董守悫前往招谕,设巡防千户所,以方国珍兄弟为长、贰,官其徒可任百户者十人,由朝廷发给官、兵粮饷,国珍再降。泰不花只好亲至海滨,遣散招募的兵众,拘收船只、兵器。
时红巾军起,元廷派兵讨徐州芝麻李,命江浙行省以舟师守大江,方国珍疑惧,又叛。泰不花一面发兵守御,一面遣人令其率众归宣慰司。国珍益疑,以舟突袭海门,泰不花乘潮前往迎击,船触沙,不能行,与国珍遇,战死。
十二年(1352),元廷再以左答纳失里为江浙行省左丞,吴世显为浙东同知元帅,与浙东都元帅章保同分府温州,黑的儿为福建同知元帅;与浙东副元帅也忒迷失同分府台州。八方国珍攻台州,被也忒迷失、黑的儿击退。又使僧人持书浙行省请降。方国珍并不以消灭元军为战斗目标,他常以袭击的方式,俘虏元朝官、将,为自己请降,乘机要求官赏。元朝也不欲事态扩大,影响漕运;又担心方国珍与红巾军,故每欲招降。于是方国珍对元朝便采取屡降屡叛的策略,元朝所授与的官职也就一次次升高。
十三年(1353)正月,方国珍又降。十月,授国珍徽州路治中,兄国璋广德路治中,弟国瑛信州路治中,令交出船只,遣散兵众,督促赴任。国珍疑惧,不受命。遂拥船千艘,据海道,阻绝粮运。
江浙行省左丞帖里帖木儿和江南行台侍御史左答纳失里以招降不成,获罪。以江浙行省参知政事阿儿温沙升本省右丞,浙东宣慰使恩宁普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,皆总兵讨方国珍。又设浙江元帅于庆元,以纳麟哈剌为元帅,备御方国珍。纳麟哈剌治铠仗,理舟楫,运粮饷,以给军用。方国珍则不时于海上袭击元朝所运军资粮饷。
至此,方国珍已经三降三反。至正十五年(1355),朝廷拟以海道巡防万户职招降。十六年,方国珍再降,以为海道运粮漕运万户,兼防御海道运粮万户,其兄国璋为衢州路总管,兼防御海道事。
十七年(1357),受江浙行省命率温、台、明三州舟师袭张士诚予太仓。十八年(1358),元授方国珍江浙行省参知政事,海道运粮万户如故。五月,又为江浙行省左丞兼海道运粮万户。国珍既为行省官兼运粮万户,每年白海道运粮至京师,为朝廷所倚重,又与御史大夫拜住哥情好甚密,于是以其侄明善为镇抚驻温州,进而控制了台州和庆元。北上余姚、上虞,控地与张士诚接。
时,朱元璋以建康为根据地,开始向周围发展势力,十二月,遣人招谕方国珍。方国珍又决定投降朱元璋,与之连兵共图张士诚。于是在1359年(元至正十九年,小明王龙凤五年)致书朱元璋称:“国珍生长海滨,鱼盐负贩,无闻于时,向者因怨构诬,逃死无所,遂窜海岛。为众所推。连有三郡,非敢称乱,迫于自救而已。惟明公倡义濠梁,东渡江左,据有形胜,以制四方,奋扬壤武。以安百姓。国珍向风慕义,欲归命之日久矣,道路雍遏,不能自通。今闻亲下婺州,抚安浙左,威德所被,人心影从。不弃犷愚,猥加诲谕,开其昏朦,俾见天日,此国珍所夙愿也。谨遣使奉书上陈恳款,或有指挥,愿效奔走。首言为定,明神实临。”2于是献黄金五十斤,白金百斤,金织文绮百端。三月,再遣使献温、台、庆元三郡,并以次子方关为质。朱元璋却还其质子,授国珍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,国璋右丞,国瑛参知政事,国珉枢密分院佥院。方国珍之降本非出自至诚,遂称疾受印而不任职。“心持两端。觇伺成败”3。十月,又受元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官,并为元运东南赋粮至京师。时元以达识帖睦迩为江浙行省丞相,张士诚为太尉,国珍为平章,朝廷“虽縻以好爵,资为藩屏,而贡赋不供,剥民以自奉,于是海运之舟不至京师者积年矣”4。方、张互相猜疑,“士诚虑方氏载其粟而不以输于京也,国珍恐张氏掣其舟而因乘虚以袭己也。”朝廷遣兵部尚书伯颜帖木儿、户部尚书齐履亨征海运于江浙,伯颜帖木儿“正辞以责之,巽言以谕之,乃释二家之疑”,于是征平江之粟自杭州转运至京师。
古代风景画鉴赏方国珍首鼠两端,既受朱元璋官印,又依旧奉至正年号,运江南粮以助元。而朱元璋西有陈友谅,东有张士诚,无力对浙东用兵,故对方国珍多次遣使责问,以威势暂事羁縻。方国珍依旧运米至大都,并为元朝招降朱元璋效力。同时南与福建陈友定、北与元将扩廓帖木儿通,以成犄角之势,暗中与朱元璋抗衡。朱元璋也利用方国珍侦视元廷动静。自至正十九年至朱元璋吴元年,方国珍一直在元廷和朱元璋两大势力之间玩弄两面派手法,控制着温、台、庆元地区,元再任为淮南行省左丞相,分省庆元。
至正二十六年(1366),方国珍向朱元璋献白金二万两,朱元璋回报以纱绮、鞍辔。元朝又封他为衢国公,进位太尉,江浙行省左丞相。
至正二十七年(朱元璋吴元年,1367),方国珍一方面与福建陈友定联络,一方面送款于朱元璋,称待朱元璋取杭州,即纳地降吴。
九月,朱元璋以方国珍反复无信,命参政朱亮祖率师讨方国珍。败其弟国瑛,克台州。十月,朱亮祖下温州。朱元璋又派大将汤和讨方国珍于庆元,十一月,汤和攻下庆元。方国珍驱部下乘海舟遁,和率军追袭,方国珍大败后遁入海岛。其部将徐元帅等降,方国珍也遣人至汤和军前请降。明洪武元年,方国珍至建康,明太祖朱元璋赐第京师,授以广西行省参政职。洪武七年(1374)死于南京。
注释1黄溥《闲中今古录摘抄》,转引自杨讷等编《元代农民战争史料,琅编》,中华书局,1985年。
关于方国珍起义原因,《明史》等载,同里蔡乱头啸聚恶少年行劫海上,有司发兵捕逐其党,多株连平民。国珍为怨家陈氏诬构与寇通乃杀陈氏,被后者告至官。官兵追捕急,遂亡入海。此说显系国珍自述,或当有所回避。
2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七。
3刘辰《国初事迹》。
4《元史·食货志》。
红巾军大宋政权的抗元斗争元朝自建立以来,黄金家族内部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。除仁宗、英宗两朝的政治路线一脉相承外,随着皇帝的更迭,统治政策也不时发生变化。大都之变开创了权臣选定皇帝的先例,武宗、仁宗、英宗三朝又出现了铁木迭儿依靠太后的庇护专权跋扈的政治局面。两都之战,更将皇位的争夺诉诸武力,进一步造成了皇帝最高统治权的旁落,使权臣专横擅权的状况愈演愈烈。政治路线按照权臣的意志改变,政治风云随着皇位的更迭频繁变化。
仁宗、英宗曾致力于稳定统治秩序,但受制于太后和权臣铁木迭儿;文宗曾有志复兴,而享年不永;顺帝初期在燕帖木儿和伯颜的控制之下,不得施展其抱负,后期又在哈麻等人的诱导下,沉湎于女色和享乐。由于权臣的干扰,蒙古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,元朝的统治制度始终没有彻底完善,统治秩序一直没有最终长期牢固地建立,文治的方针没有自始至终地全面执行。每一个突发事件,都可能造成政策的改变。
自建国以来对宗室、大臣的赏赐和用于宗教活动的支出耗费了大量财富,皇帝、贵族的生活日益腐化,官吏贪赃枉法的现象愈演愈烈,统治机构迅速腐朽。贿赂公行,官吏的敲诈勒索名目繁多,不胜枚举。“其问人讨钱,各有名目:所属始参曰‘拜见钱’,无事白要曰‘撒花钱’,逢节日曰‘追节钱’。管事而索曰‘常例钱’,送迎曰‘人情钱’,勾追曰‘赍发钱’,论诉曰‘公事钱’。觅得钱多曰‘得手’,除得州美曰‘好地分’,补得职近曰‘好窠窟’。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”1。
皇室、贵族和权臣对土地的掠夺和兼并,残酷的剥削,繁重的赋役,加上吏治的败坏,加重了人民的负担,激化了阶级矛盾,某些权臣、贵族的民族偏见和民族压迫政策,又使民族矛盾加剧,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、冲突和互相倾轧更败坏了政治风气。这一切,都使元朝后期的社会经常处于动荡不稳的状态中。
官僚队伍的腐败也侵蚀了军队,灭宋后,太平日久,民不知兵,向以勇敢善战著称的蒙古军队,战斗力大大下降。元末叶子奇形容当时的军队是“将家之子,累世承袭,骄奢淫逸,自奉而已,至于武事,略之不讲,但以飞觞为飞炮,酒令为军令,肉阵为军阵,讴歌为凯歌,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”。
世祖、仁宗和顺帝至正前期。虽采取过一些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、发展生产的措施,却不断遭到奸臣、权臣的干扰和破坏。而繁重的赋役负担和高利贷剥削,更使贫苦农民破产,甚至卖儿鬻女。
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,官僚队伍的腐化堕落和庞大的军费开支,造成了财政的困窘。元朝统治者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就是大量发行纸币,这就造成了后来的交钞贬值。脱脱改变钞法,不但没有解决元朝财政的困难状况,反而加剧了通货膨胀,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不满,元朝的统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当时流传的一道《醉太平小令》,将元朝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揭露得淋漓尽至,分析得入木三分:堂堂大元,奸佞专权,开河变钞祸根源,惹红巾军万千。官法滥,刑法重,黎民怨。人吃人,钞买钞,何曾见?贼作官,官作贼,混愚贤,哀哉可怜!
元末明初人陶宗仪说,这首《醉太平小令》,因“切中时病”,故当时“自京师至江南,人人能道之。”2。在政治腐败和人民贫困的情况下,元顺帝时,天灾也不断发生。元统元年,京畿大雨,饥民达40万。二年,江浙被灾,饥民达59万。至元三年,江浙又灾,饥民达40万。至正四年,黄河三次决口,饥民遍野。在已往小股农民反抗斗争不断发生的情况下,早已在民间流传的白莲教组织又在酝酿着大规模的反抗斗争。
人们常常把贾治河说成是导致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直接原因,“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,实基于上下因循,狃于宴安之习,纪纲废弛,风俗偷薄,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,所由来久矣”3。
至正十一年(1351),韩山童、刘福通在颍上首举义旗,头裹红巾为标志,称“红巾军”,又因以白莲教进行组织号召,故也称“香军”。于是长江上下,大河南北,所在蜂起,皆号红巾。“时徐寿辉等起蕲黄,布王三、孟海马等起湘、汉,芝麻李起丰、沛,而郭子兴亦据濠应之”4。
至此,顺帝假手伯颜清除了自己的一大敌对势力,报了杀父之仇,也为自己接管政权创造了条件。
唐其势被杀后,伯颜一人大权独揽,他“专权自恣,变乱祖宗成宪,虐害天下,渐有奸谋”10。其位高权重更在燕帖木儿之上。早在元统二年(1334),伯颜曾求为秦王,人们以“秦王大名,恐不宜居”表示反对,伯颜不听,竟争辩说:“我闻淮东有秦邮,我索秦邮为秦王,非西秦也,何不可有?,顺帝只好以高邮为其食邑,进封他为秦王。杀唐其势为国除奸后。骄纵更甚,以致敢于要求以薛禅为名。
古代风景画鉴赏伯颜势倾朝野,“擅爵人,赦死罪,任邪佞,杀无辜,诸卫精兵收为己用,府库钱帛听其出纳”。皇帝赏赐的土地、黄金、白银、币帛不可胜计。他变乱忽必烈以来的典章制度、英宗的新政和文宗文治的成果,实行排斥汉人的民族压迫政策,废除科举以塞汉人入仕之途,甚至提出杀尽张、王、刘、李、赵五姓汉人。他大肆搜刮聚敛,以致“天下贡赋多入伯颜家”,于是阶级矛盾、民族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,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。
伯颜旧曾为郯王彻彻秃家奴,称彻彻秃为使长。至此,自以为尊崇无比,岂容其上更有使长。于是在至元五年(1339),诬陷郯王彻彻秃,要求皇帝赐王死。帝不准,伯颜则擅自行刑,杀死郯王。又复奏贬宣让王帖木儿不花、威顺王宽彻普化,辞色愤厉,不待旨而行。顺帝益愤,积不能平。伯颜却日益立威,“锻炼诸狱延及无辜”。其侄脱脱在老师吴直方的鼓励下,大义灭亲,为国除奸,为家除害。于至元六年,夺其权,伯颜死于被贬途中。
自唐其势、伯颜的势力相继被铲除后,元顺帝以脱脱为相,力图刷新政治,以图中兴,社会面貌一度有所改观,史称“脱脱更化”。但元朝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,积重难返,已非个人力量所能挽回,至脱脱遭谗谮去位后,国事日非,元顺帝本人也失去了当初的锐气,并一味沉湎于享乐和女色,纪纲废弛,官吏贪蠹,财政困窘,社会动荡不安,人民起义风起云涌,元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。
注释1《元史·明宗纪》。
2关于妥欢帖睦尔的出身,民间曾有其非和世王琼子,而为南宋恭帝赵顯之后的传说。考其传说,仍出自争权斗争的需要。文宗是以皇太子(明宗的合法继承人)的身份继位的,按照当时兄弟相承、叔侄相继的原则,理应立明宗子妥欢帖睦尔为太子。但文宗欲立己子,只好在妥欢帖睦尔的身世上作文章。于是,他们传出消息说,妥欢帖睦尔的乳母的丈夫说,明宗在世时,一直说妥欢帖睦尔不是自己的儿子。因此,令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儿、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弥识将其事写入脱卜赤颜(即蒙文宫廷史册),并令奎章阁学士虞集作书诏告中外。为剥夺妥欢帖睦尔的继承权大造舆论。《四库全书总目·史部·杂史存目》条认为此说“实为荒诞之尤”。今人也屡有文章论证此说之不可信。
参见任崇岳《庚申外史·笺证》,中州古籍出版社,1991年。
3《元史·顺帝纪》。
4《庚中外史·笺证》。以下不注资料出处者。皆本于此书。
5《元史·燕帖木儿传》称宁宗立四十三日而崩,不确,实为五十三日,参见《庚中外史·笺证》。
6《元史·燕帖木儿传》。
7《元史·顺帝纪》。
89《元史·燕帖木儿传》。
10《元史·伯颜传》。
薛禅。蒙古语,意为“贤者”,自从忽必烈的蒙古语谥号称“薛禅皇帝”后,任何人不再以此为名号。自伯颜专权,有人则请赠伯颜以薛禅之名。翰林学士沙剌班等上奏:“万一曲从所请,关系非轻。”于是元顺帝不得不请翰林学士欧阳玄、监丞揭傒斯商量,以“元德上辅”四字代替。
《元史·脱脱传》。脱脱更化元顺帝初继帝位时,也曾有志于中兴。但当时他处于权臣燕帖木儿和伯颜势力的包围之中,皇位的巩固尚需时日,也就更没有机会和力量实现其振兴纲纪、整顿和刷新政治的意图了。政治上的长期失意和被冷落使他学会了忍耐和等待时机。因此,在即位之初他并没有采取任何大刀阔斧的锄奸和改革行动,而是静观形势,等待时机,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。
即位的第三年,他改元为至元。至元为元世祖忽必烈曾用的年号,以此为年号意味他有意继承祖宗的事业,实现元朝统治的中兴。也就是在这一年,他利用燕帖木儿家族与伯颜的矛盾,假手伯颜,除掉了政敌和世仇燕帖木儿家族的势力。而后,他又启用和培植了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年轻官僚脱脱。在脱脱的支持、辅佐和配合下,除掉了另一权臣伯颜,又在脱脱的主持下,实行了政治的更新和改革,史称“脱脱更化”。
脱脱是权臣伯颜之侄,少而有志,就学于汉儒吴直方。一日,请于其师曰:“使脱脱终日危坐读书,不若日记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终身耳。”1足见其早有立功成名于世的抱负。十五岁为怯薛官,文宗朝先后任成制提举司达鲁花赤、内宰司丞、府正司丞和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。顺帝即位后,兼前职,又同知宣政院事。不久,迁宣政使、同知枢密院事。
至元元年(1335),与伯颜共同挫败了唐其势和答里的谋逆,拜御史中丞,虎贲亲军都指挥使,提调左阿速卫。在任御史大夫期间,“大振纲纪,中外肃然”。同时,对皇帝也多有匡正。在扈从皇帝自上都还京师时,行至鸡鸣山之浑河,顺帝欲在保安州畋猎,伯颜谏止说:“古者帝王端居九重之上,日与大臣宿儒讲求治道,至于飞鹰走狗,非其事也。”有志振兴的顺帝听取了他的意见。
脱脱并不因伯颜权势之重而骄横,相反,却常常以此为忧,他对父亲说:“伯父骄纵已甚,万一天子震怒,则吾族赤矣。曷若于未败图之。”意在由自己家人动手为国除去这一大蠹,以保全家国,得蓟其父的赞同。然后又去请教自己的老师。直方鼓励他说:“《传》有之,‘大义灭亲’。大夫但知忠于国家耳,余复何顾焉。”脱脱除奸意已决,但必须得到皇帝的支持和赞同。
元顺帝当时,皇帝身边多为伯颜同党,脱脱作为伯颜的侄子、亲信,当然是被列入伯颜党的,皇帝对他不能不有所防范。为了同顺帝沟通。他努力接近顺帝的亲信世杰班和阿鲁。顺帝也通过二人探查脱脱的底细。“阿鲁、世杰班日以忠义与之往复论难,益知其无他心,遂闻于帝。帝始无疑”2。于是脱脱开始与世杰班、阿鲁和顺帝潜邸汉臣杨踽谋划铲除伯颜。
有了脱脱的支持,顺帝态度也开始强硬,敢于否定伯颜的意见了。至元五年(1339),皇帝到上都,伯颜出赴应昌。脱脱等曾计划于上都东门外设兵擒伯颜,恐事不成而止。时伯颜欲借故罢汉人之为廉访使者,脱脱在吴直方的支持下,先向顺帝通报了伯颜的意图。故伯颜上奏时,顺帝不许。后伯颜知事出脱脱,又在皇帝面前要求惩治脱脱,仍未得逞。而在归大都的途中,伯颜又擅自杀死郯王,贬斥宣让、威顺二王,顺帝已经忍无可忍了。
六年(1340)二月,伯颜带小太子燕帖古思出猎柳林。脱脱、世杰班和阿鲁等谋以所掌兵及宿卫士拒伯颜。于是,顺帝至玉德殿,召近臣汪家奴、沙剌班及省院大臣先后入见,出五门听命;收缴诸城门锁钥,将亲信布列于城门下;特令平章沙只班召其馆客范汇,以毡车载入宫中,“谕以伯颜罪状,卸其军权诛之之意”3,令其与杨璃草拟诏书;夜二鼓,命云都赤月怯察儿至太子燕帖古思营,取燕帖古思还;四鼓,命平章只儿瓦歹持诏赶赴柳林。先解其兵权,传旨诸道随从伯颜者无罪,可即时解散,各还本卫。诏称:“朕践位以来,命伯颜为太师、秦王、中书大丞相,而伯颜不能安分,专权自恣,欺朕年幼,轻视太皇太后及朕弟燕帖古思,变乱祖宗成宪,虐害天下。加以极刑,允合舆论。朕念先朝之故。尚存悯恤,今命伯颜出为河南行省左丞相。所有元领诸卫亲军并怯薛丹人等,诏书到时,即许散还。”
初稿写作“诏书到日”,顺帝说:“自早至暮,皆一日也,可改作时。”一字之差,即表明了顺帝对除去伯颜心情之迫切,也可看出顺帝的精明。伯颜请入宫与帝告辞,使者不许。不久,又诏阳春县(今属广东)安置。伯颜行至江西豫章驿,饮药而死。
伯颜被贬,前两都争战和王忽察都事件中的主要人物,文宗朝的权臣都受到了惩罚,于是御史台臣始奏太皇太后非顺帝母及其曾害死八不沙皇后的事实。
六月,诏撤去文宗庙主,贬太后卜答失里东安州(今河北安次县)安置;放燕帖古思于高丽,遣云都赤(带刀侍卫者)月怯察儿押送。行至沈阳,月怯察儿“拉其腰而死”。
前参与王忽察都阴谋而今犹在世的明里董阿伏诛。
伯颜被贬后,顺帝以伯颜弟、脱脱父马札尔台为太师、中书右丞相。“仅半载,于通州置榻房,开酒馆、糟房,日至万石,又使广贩长芦、淮南盐”4,以牟取商利。脱脱对父亲以高官经商营利的做法很不赞成,知其在政治上不会有所作为,于是请参知政事佛喜劝其父解职闲居。不久,顺帝以脱脱为右丞相5。
“朝廷更立宰相,庶务多所弛张,而天子图治之心甚切”6,百官顿觉中兴有望。于是在脱脱的主持下,开始大刀阔斧地革除伯颜旧政,推行一系列新政。
脱脱新政的内容主要是兴文治、整顿吏治和发展经济。
七月,诏封微子为仁靖公,箕子为仁献公,比干加封为仁显忠烈公。命翰林学士承旨腆哈、奎章阁学士蠖蠖等删修《大元通制》。
十二月,“复科举取士制。国子监积分生员,三年一次,依科举例入会试,中者取一十八名”7。这一措施是吴直方向脱脱建议的,他说:“科举之行未必人人食禄,且缘此而家有读书之人,人读书则不敢为非,其有系于治道不小。”8“科举一恢复,对于笼络汉族士大夫,引导他们走读书入仕的道路,对于消除由于伯颜推行排儒政策带来的民族隔阂心理,具有一定作用”9。在脱脱的倡导下,国子监蒙古、回回、汉生员数目迅速增至三千。
至正元年(1341),顺帝命脱脱领经筵事,改奎章阁为宣文阁,选儒臣进讲。先是,文宗天历二年建奎章阁,一时精英荟萃,文采焕然。伯颜擅权,文士四散。顺帝时,宣文阁在经筵教育、修撰三史、翻译古籍、编纂史书等方面,都起了重要作用。
为稳定社会秩序,采取了一些减轻人民负担和放松对汉人南人控制的措施。如开马禁、减盐额、蠲负逋等。同时,着手整顿吏治,定守令黜陟之法。
至正二年(1342),为发展农业生产,推广农业技术,编纂、颁行《农桑辑要》。
至正三年(1343),“诏修辽、金、宋三史,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,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、中书右丞太平、御史中丞张起岩、翰林学士欧阳玄、侍御史吕思诚、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”10。
又请修《至正条格》颁行天下。
在大兴文治的同时,脱脱也辅佐顺帝调整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,如为被伯颜杀死的郯王彻彻秃平反昭雪;召还被伯颜贬的宣让王帖木儿不花、威顺王宽彻普化,让他们回到各自的封地;使博尔术四世孙阿鲁图正广平王位等。
至正四年(1344),脱脱以疾辞相,表十七上始获准。继任者先后有阿鲁图(博尔术四世孙)、别儿怯不花、朵儿只(木华黎六世孙)等,脱脱所制定的改革措施基本上仍在贯彻执行。但推行的力度和取得的效果却已大不如前。
七年(1347),右丞相别儿怯不花以宿怨谮脱脱父马札儿台,诏徙马札儿台甘肃安置。脱脱请与父俱行,获准。十一月,父死。顺帝召脱脱还京。
八年(1348),为太傅,提调宫傅。九年,复为中书右丞相。顺帝对脱脱寄与莫大希望,为他的再相特行赦天下,诏书称:“朕纂成洪业,抚临万邦,夙夜厉精,靡遑暇逸。比缘依注失当,治理乖方,是用图任一相,俾赞万机。爱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,统正百官,允厘庶绩,曾未期月,百废具举,中外协望,朕甚嘉焉。尚虑军国之重,民物之繁,政令有未孚,生息有未遂,可赦天下。”
再相时的脱脱,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局势,河患屡屡发生。造成了生产的破坏、财政的困窘和社会的动荡;吏治的败坏,使纲纪废弛的现象日趋严重;生产的破坏,赋役的严重不均,人民负担的日益加重,更激化了元朝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,百姓生计无着,流离失所,人民的反抗斗争接连发生。
脱脱依然雄心不减,他以乌古孙良桢、龚伯遂、汝中柏、伯帖木儿为僚属,皆委以腹心之寄,小大之事悉与之谋,从当时最为棘手的河患和钞法入手,身任其责,力挽颓局,望有补于万一。
十年(1350),脱脱采纳左司都事武琪的建议,变更钞法。
变更钞法的原因一是纸币的严重贬值。自世祖后期,经成宗大德、武宗至大以来,纸币大量发行,大量动用钞本,造成纸币贬值。仁宗时虽曾加以整顿,却并不能制止纸币贬值的趋势。以致官定的银钞比例仅及中统初的1/20。二是伪钞的泛滥,严重地破坏了钞法的实行。
变更钞法是一件大事,脱脱曾集中中书省、枢密院、御史台和集贤、翰林两院官进行讨论,会上赞同与反对两种意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,意见不能统一。最后还是由中书省决定,报请顺帝批准,下诏实行。新钞法包括两项内容,一是印造至正交钞,实则以旧日中统交钞加盖至正交钞字样,故又称至正中统交钞。新钞一贯合铜钱一千文,或至元宝钞两贯。两种钞并行,而至正钞一贯抵至元宝钞二贯。二是发行至正通宝钱,与历代旧钱通用,形成钱币并行的局面,而以钱实钞。同金末的交钞一样,没有足够的物质为基础,交钞变更根本无法解决通货膨胀问题,变钞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。因此,“行之未久。物价腾踊,价逾十倍”。脱脱的变更钞法以失败告终。
入元以来,黄河水患连年,末年尤甚。河决严重地破坏了生产,造成了大批流民,河水北侵,又破坏了济南、河间盐场,“妨国计甚重”。治河虽花费了大量人力、资财,水患却没能根治。脱脱复相后,“慨然有志于事功,论及河决,即言于帝,请躬任其事,帝嘉纳之”。于是召集群臣会议廷中,而意见分歧很大。都漕运使贾鲁提出了两个方案,一是加固北堤,其用功省;二是疏塞并举,使河东行以复故道,其功费甚大。脱脱采纳了后一方案。
十一年(1351)四月,下诏中外,命贾鲁以工部尚书为总治河防使,发汴梁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万人,庐州等戍十有八翼军二万人供役,一切从事大小军民,威廪节度,便宜兴缮。二十二日开工,七月疏凿成,八月决水故河,九月舟楫通行,十一月水土功毕。诸埽诸堤成。河复故道,南汇于淮,又东入于海。
脱脱力排众议,独任贾鲁,治河大功告成,蒙赐号世袭答剌罕。后期所行二事,一败一成。
时,颍上红巾军起。十二年(1352),芝麻李据徐州,脱脱自请往讨。募盐丁及城邑丁壮二万人,与所统兵俱发。破其外城,芝麻李遁走。十四年(1354),讨张世诚于高邮。
顺帝听信宣政院使哈麻的谗言,以“老师费财”之过削其官爵,安置淮南。十五年(1355),又诏流于云南,行至腾冲。哈麻矫诏遣使鸩杀之。
脱脱死后,顺帝在哈麻引寻下,安于淫逸享乐,政事废弛,元朝走向了灭亡。
注释1《元史·脱脱传》。
2《元史·伯颜传》。
34《<庚申外史>笺证》。
5此据《<庚申外史>笺证》所载。《元史》马札儿台和脱脱传则谓以疾辞。
6《元史·苏天爵传》。
7《元史·顺帝三》。
8宋濂《宋文宪公全集》卷四一,《集贤大学士吴公行状》。
9邱树森《妥欢帖睦尔传》。吉林教育出版社,1991年。
10《元史·顺帝四》。
《元史·喃帝五》。
《元史·食货五》。
《元史·河渠三》。
第三十五章
方国珍叛降至正八年(1348)十一月,方国珍起事于台州,桑众海上。
方国珍,江浙行省台州路(治今浙江临海)黄岩人。浮海贩盐为业。家世业农,佃种为生。父亲柔良,每为田主所欺。时“黄岩风俗,贵贱等分甚严。若农家种富室之田,名曰佃户,见田主不敢施揖,伺其过而后行。谷珍(即国珍——引者注,下同)父为佃户,过于恭主。谷珍兄弟四人既长,谷珍谓父曰:‘田主亦人尔,何恭如此?’……父卒,兄弟戮力,家道渐裕,酿酒以伺田主之索租。一日,主、仆至其家,盛馔宴主,先以美酝醉死其仆,而主亦醉死焉,皆醢其尸于酒瓮。”日久,事渐露,为主家所告,官府遣人往捕,遂杀捕者,起事1。
田园风景图浙江参政朵儿只班总兵往讨,一军皆没,朵儿班只被俘,方国珍遂通过朵儿班只遣使向元请降。朝廷剿抚意见分歧,暂从其请,授官庆元定海尉。国珍回故里,而聚兵不解。
方国珍的起事本为报私仇,泄私愤,并无明确的反对元朝统治的意识。他利用自己熟悉海上情况和善翔海船的优势,出没于沿海和海中岛屿,与元军周旋,希冀以造反的方式,扩充实力,邀官请赏。十年(1350),进攻近海州县借粮,俘元帅扈海,进而进攻温州。烧掠沿海州县后,再入海。
十一年(1351),元以孛罗帖木儿为江浙行省左丞,总兵至庆元(今浙江宁波)。泰不花为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,进驻温州,讨方国珍。泰不花招募知天文、地理、兵机、战策之士。会两浙各道兵于温州,与庆元约,于六月南北夹击,一举剿灭方国珍势力。至朝,孛罗帖木儿先至大闾洋,方国珍夜率劲卒纵火鼓噪,官军不战而溃,赴水死者过半,孛罗帖木儿被俘,方国珍要求他代为向朝廷请降。七月,元遣大司农达识帖睦迩、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樊执敬、浙东廉访使董守悫前往招谕,设巡防千户所,以方国珍兄弟为长、贰,官其徒可任百户者十人,由朝廷发给官、兵粮饷,国珍再降。泰不花只好亲至海滨,遣散招募的兵众,拘收船只、兵器。
时红巾军起,元廷派兵讨徐州芝麻李,命江浙行省以舟师守大江,方国珍疑惧,又叛。泰不花一面发兵守御,一面遣人令其率众归宣慰司。国珍益疑,以舟突袭海门,泰不花乘潮前往迎击,船触沙,不能行,与国珍遇,战死。
十二年(1352),元廷再以左答纳失里为江浙行省左丞,吴世显为浙东同知元帅,与浙东都元帅章保同分府温州,黑的儿为福建同知元帅;与浙东副元帅也忒迷失同分府台州。八方国珍攻台州,被也忒迷失、黑的儿击退。又使僧人持书浙行省请降。方国珍并不以消灭元军为战斗目标,他常以袭击的方式,俘虏元朝官、将,为自己请降,乘机要求官赏。元朝也不欲事态扩大,影响漕运;又担心方国珍与红巾军,故每欲招降。于是方国珍对元朝便采取屡降屡叛的策略,元朝所授与的官职也就一次次升高。
十三年(1353)正月,方国珍又降。十月,授国珍徽州路治中,兄国璋广德路治中,弟国瑛信州路治中,令交出船只,遣散兵众,督促赴任。国珍疑惧,不受命。遂拥船千艘,据海道,阻绝粮运。
江浙行省左丞帖里帖木儿和江南行台侍御史左答纳失里以招降不成,获罪。以江浙行省参知政事阿儿温沙升本省右丞,浙东宣慰使恩宁普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,皆总兵讨方国珍。又设浙江元帅于庆元,以纳麟哈剌为元帅,备御方国珍。纳麟哈剌治铠仗,理舟楫,运粮饷,以给军用。方国珍则不时于海上袭击元朝所运军资粮饷。
至此,方国珍已经三降三反。至正十五年(1355),朝廷拟以海道巡防万户职招降。十六年,方国珍再降,以为海道运粮漕运万户,兼防御海道运粮万户,其兄国璋为衢州路总管,兼防御海道事。
十七年(1357),受江浙行省命率温、台、明三州舟师袭张士诚予太仓。十八年(1358),元授方国珍江浙行省参知政事,海道运粮万户如故。五月,又为江浙行省左丞兼海道运粮万户。国珍既为行省官兼运粮万户,每年白海道运粮至京师,为朝廷所倚重,又与御史大夫拜住哥情好甚密,于是以其侄明善为镇抚驻温州,进而控制了台州和庆元。北上余姚、上虞,控地与张士诚接。
时,朱元璋以建康为根据地,开始向周围发展势力,十二月,遣人招谕方国珍。方国珍又决定投降朱元璋,与之连兵共图张士诚。于是在1359年(元至正十九年,小明王龙凤五年)致书朱元璋称:“国珍生长海滨,鱼盐负贩,无闻于时,向者因怨构诬,逃死无所,遂窜海岛。为众所推。连有三郡,非敢称乱,迫于自救而已。惟明公倡义濠梁,东渡江左,据有形胜,以制四方,奋扬壤武。以安百姓。国珍向风慕义,欲归命之日久矣,道路雍遏,不能自通。今闻亲下婺州,抚安浙左,威德所被,人心影从。不弃犷愚,猥加诲谕,开其昏朦,俾见天日,此国珍所夙愿也。谨遣使奉书上陈恳款,或有指挥,愿效奔走。首言为定,明神实临。”2于是献黄金五十斤,白金百斤,金织文绮百端。三月,再遣使献温、台、庆元三郡,并以次子方关为质。朱元璋却还其质子,授国珍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,国璋右丞,国瑛参知政事,国珉枢密分院佥院。方国珍之降本非出自至诚,遂称疾受印而不任职。“心持两端。觇伺成败”3。十月,又受元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官,并为元运东南赋粮至京师。时元以达识帖睦迩为江浙行省丞相,张士诚为太尉,国珍为平章,朝廷“虽縻以好爵,资为藩屏,而贡赋不供,剥民以自奉,于是海运之舟不至京师者积年矣”4。方、张互相猜疑,“士诚虑方氏载其粟而不以输于京也,国珍恐张氏掣其舟而因乘虚以袭己也。”朝廷遣兵部尚书伯颜帖木儿、户部尚书齐履亨征海运于江浙,伯颜帖木儿“正辞以责之,巽言以谕之,乃释二家之疑”,于是征平江之粟自杭州转运至京师。
古代风景画鉴赏方国珍首鼠两端,既受朱元璋官印,又依旧奉至正年号,运江南粮以助元。而朱元璋西有陈友谅,东有张士诚,无力对浙东用兵,故对方国珍多次遣使责问,以威势暂事羁縻。方国珍依旧运米至大都,并为元朝招降朱元璋效力。同时南与福建陈友定、北与元将扩廓帖木儿通,以成犄角之势,暗中与朱元璋抗衡。朱元璋也利用方国珍侦视元廷动静。自至正十九年至朱元璋吴元年,方国珍一直在元廷和朱元璋两大势力之间玩弄两面派手法,控制着温、台、庆元地区,元再任为淮南行省左丞相,分省庆元。
至正二十六年(1366),方国珍向朱元璋献白金二万两,朱元璋回报以纱绮、鞍辔。元朝又封他为衢国公,进位太尉,江浙行省左丞相。
至正二十七年(朱元璋吴元年,1367),方国珍一方面与福建陈友定联络,一方面送款于朱元璋,称待朱元璋取杭州,即纳地降吴。
九月,朱元璋以方国珍反复无信,命参政朱亮祖率师讨方国珍。败其弟国瑛,克台州。十月,朱亮祖下温州。朱元璋又派大将汤和讨方国珍于庆元,十一月,汤和攻下庆元。方国珍驱部下乘海舟遁,和率军追袭,方国珍大败后遁入海岛。其部将徐元帅等降,方国珍也遣人至汤和军前请降。明洪武元年,方国珍至建康,明太祖朱元璋赐第京师,授以广西行省参政职。洪武七年(1374)死于南京。
注释1黄溥《闲中今古录摘抄》,转引自杨讷等编《元代农民战争史料,琅编》,中华书局,1985年。
关于方国珍起义原因,《明史》等载,同里蔡乱头啸聚恶少年行劫海上,有司发兵捕逐其党,多株连平民。国珍为怨家陈氏诬构与寇通乃杀陈氏,被后者告至官。官兵追捕急,遂亡入海。此说显系国珍自述,或当有所回避。
2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七。
3刘辰《国初事迹》。
4《元史·食货志》。
红巾军大宋政权的抗元斗争元朝自建立以来,黄金家族内部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。除仁宗、英宗两朝的政治路线一脉相承外,随着皇帝的更迭,统治政策也不时发生变化。大都之变开创了权臣选定皇帝的先例,武宗、仁宗、英宗三朝又出现了铁木迭儿依靠太后的庇护专权跋扈的政治局面。两都之战,更将皇位的争夺诉诸武力,进一步造成了皇帝最高统治权的旁落,使权臣专横擅权的状况愈演愈烈。政治路线按照权臣的意志改变,政治风云随着皇位的更迭频繁变化。
仁宗、英宗曾致力于稳定统治秩序,但受制于太后和权臣铁木迭儿;文宗曾有志复兴,而享年不永;顺帝初期在燕帖木儿和伯颜的控制之下,不得施展其抱负,后期又在哈麻等人的诱导下,沉湎于女色和享乐。由于权臣的干扰,蒙古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,元朝的统治制度始终没有彻底完善,统治秩序一直没有最终长期牢固地建立,文治的方针没有自始至终地全面执行。每一个突发事件,都可能造成政策的改变。
自建国以来对宗室、大臣的赏赐和用于宗教活动的支出耗费了大量财富,皇帝、贵族的生活日益腐化,官吏贪赃枉法的现象愈演愈烈,统治机构迅速腐朽。贿赂公行,官吏的敲诈勒索名目繁多,不胜枚举。“其问人讨钱,各有名目:所属始参曰‘拜见钱’,无事白要曰‘撒花钱’,逢节日曰‘追节钱’。管事而索曰‘常例钱’,送迎曰‘人情钱’,勾追曰‘赍发钱’,论诉曰‘公事钱’。觅得钱多曰‘得手’,除得州美曰‘好地分’,补得职近曰‘好窠窟’。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”1。
皇室、贵族和权臣对土地的掠夺和兼并,残酷的剥削,繁重的赋役,加上吏治的败坏,加重了人民的负担,激化了阶级矛盾,某些权臣、贵族的民族偏见和民族压迫政策,又使民族矛盾加剧,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、冲突和互相倾轧更败坏了政治风气。这一切,都使元朝后期的社会经常处于动荡不稳的状态中。
官僚队伍的腐败也侵蚀了军队,灭宋后,太平日久,民不知兵,向以勇敢善战著称的蒙古军队,战斗力大大下降。元末叶子奇形容当时的军队是“将家之子,累世承袭,骄奢淫逸,自奉而已,至于武事,略之不讲,但以飞觞为飞炮,酒令为军令,肉阵为军阵,讴歌为凯歌,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”。
世祖、仁宗和顺帝至正前期。虽采取过一些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、发展生产的措施,却不断遭到奸臣、权臣的干扰和破坏。而繁重的赋役负担和高利贷剥削,更使贫苦农民破产,甚至卖儿鬻女。
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,官僚队伍的腐化堕落和庞大的军费开支,造成了财政的困窘。元朝统治者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就是大量发行纸币,这就造成了后来的交钞贬值。脱脱改变钞法,不但没有解决元朝财政的困难状况,反而加剧了通货膨胀,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不满,元朝的统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当时流传的一道《醉太平小令》,将元朝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揭露得淋漓尽至,分析得入木三分:堂堂大元,奸佞专权,开河变钞祸根源,惹红巾军万千。官法滥,刑法重,黎民怨。人吃人,钞买钞,何曾见?贼作官,官作贼,混愚贤,哀哉可怜!
元末明初人陶宗仪说,这首《醉太平小令》,因“切中时病”,故当时“自京师至江南,人人能道之。”2。在政治腐败和人民贫困的情况下,元顺帝时,天灾也不断发生。元统元年,京畿大雨,饥民达40万。二年,江浙被灾,饥民达59万。至元三年,江浙又灾,饥民达40万。至正四年,黄河三次决口,饥民遍野。在已往小股农民反抗斗争不断发生的情况下,早已在民间流传的白莲教组织又在酝酿着大规模的反抗斗争。
人们常常把贾治河说成是导致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直接原因,“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,实基于上下因循,狃于宴安之习,纪纲废弛,风俗偷薄,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,所由来久矣”3。
至正十一年(1351),韩山童、刘福通在颍上首举义旗,头裹红巾为标志,称“红巾军”,又因以白莲教进行组织号召,故也称“香军”。于是长江上下,大河南北,所在蜂起,皆号红巾。“时徐寿辉等起蕲黄,布王三、孟海马等起湘、汉,芝麻李起丰、沛,而郭子兴亦据濠应之”4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