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一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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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委办公室的朱秘书,正伏在办公桌上聚精会神地为县委书记起草关于“秋收秋种工作会议”的讲话。
“叮铃”一阵急促地电话铃声使朱秘书本能的抬起头,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,他的眉头不由得一拧,瘦长的脸上立时现出了那种担忧的表情,放下手中的笔,站起身来,眼睛从稿纸上移开,走向电话机。
这几年,朱秘书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,电话都不少。一般来电话他都主动去接,即使是别人接的,他也是提着耳朵听,是不是找他的。找他的电话除了公事外,不是老婆,便是孩子,而且每次电话都让他纠心得要命。一个女人带着五个孩子在农村,实在是忙得要命,尽管他每个星期天都回去帮她料理一些事情,还是不断地有电话打来。最近,因为县里连续几个重要会议,朱秘书有好几个星期没回家了,不知道家里又怎么样了,特别不放心的是女人的身体
“喂,那里嗯,我是的,啊!你妈病了?山子找医生了吗打了两针一天没吃了我就回来”打电话的是朱秘书的大孩子——山子。
朱秘书知道,女人太累了,老病又犯了。他阴沉着脸,脚步匆匆地走回到办公桌边,抓起那沓稿纸就往抽屉里塞,可是主任的话又在耳边:“老朱,张书记明天就要,你要快点,最迟今天晚上就要拿出来。”手里的稿纸又放回到桌子上了。
朱秘书对待工作历来是认真负责的,只要领导布置了,一定会按时完成。他的为人同样很好,在机关工作了这么多年,很少有人说他个“不”字。
朱秘书又坐到椅子上了,紧锁眉头,一页一页地写着,中午吃饭了,他没有起身,还在写着,一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才算写完了,然后交给一个办事员,要他代为抄一下。自己则向主任请个假,骑上自行车回家去了。
一路上心急得象火烧似的,中午没吃饭都忘记了。也顾不得多想什么,只有一个念头,赶快到家。
三十几里路,不上四十分钟,便到了,内衣早已汗湿透了。一进家门,眼前的景象使他感到好难过哟,眼里几乎要涌出泪来。门口的场地上遍地都是晒着的稻草,中间是一滩还没有“扬过”的夹杂着草沫的稻子。南边那个大粪堆和旁边的牛粪全被牲畜踏开,草呀粪呀还有那粪坑里的水上飘着乱七八糟的东西。东边水塘边的草丛中都是稻草,鸡呀鸭呀,都在那里觅食、追逐,一片狼藉。抬起头,天空乌云密布,那雨好象就在半空中打旋。
“啊哟,孩子们,真不懂事,妈妈病了,你们就不能出来照应一下?”朱秘书急了,便走到屋里,支好自行车。孩子们听到声音,一起向他围来,就像见到救星似的。朱秘书没有说话,直奔里屋,孩子们尾随其后。屋子里光线很暗,只见女人躺在床上,头发蓬乱,面孔通红,眼睛紧闭,嘴却张着,象风箱一样地喘着粗气。他叫了一声,女人睁开眼睛,那眼珠子都是红的,没有说话,又闭上了,两颗泪珠却从眼角钻了出来,顺着脸上的皱纹,一直落到枕巾上。朱秘书用手抚摸了一下她的额头,火一样的烫,说:“喝水吗?”女人还是没有回答,只是动弹了一下嘴唇。朱秘书抬起头,看看五个孩子,最大的十六,最小的只有八岁,都站在他的周围,眼睛看着他,看着他们的母亲。朱秘书顿时感到一阵凄凉,鼻子不由得发起酸来,眼里流下了热泪,但他立即就拭去了,没有让孩子们看见。便到厨房里拧了个冷毛巾盖在女人的额上。然后,示意孩子们出来,随手关上房门,这才说:“二子,你淘米煮粥;山子,三子跟我把稻草收起来;四子你待小五去玩,不要跑远啊!”朱秘书带着两个孩子把稻子“扬了”收到家里;把散在遍地的稻草收起来堆好,又把场地上打扫得干干净净,粪堆、牛粪都垒了起来,又把扫来的那些不能烧锅的粹草沫子倒到粪坑里沤好。这样一切就绪,已是九点多钟了。
夜深了。不知是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,还是孩子们香甜的酣睡声,或者是妻子低沉的呻吟声,使得朱秘书睡不着,他的眼睛一直睁着,可眼前只是漆黑一片,什么也看不见,他的心里仿佛有着数不清的事在翻腾着。女人迷迷糊糊地睡着,连粥也没吃,到现在也没和他说上一句话。这时,她却用脚在朱秘书的身上蹭了一下,小声的说:“我想喝水。”朱秘书翻身起床,点着了煤油灯,见她脸上的红晕已退了不少,用手摸摸额头,烧也退了,人清醒了。
农村忙时,没有时间生炉子,也就没有现成的开水。朱秘书现到厨房烧了点开水,又晃凉了,端着让女人喝下,并又服侍她服下两片药。女人喘了几口气,看着丈夫好一会,才哑着嗓子,慢慢地说:“户口什么时候能办好呀?再这样下去,你看”
朱秘书听着她的话,深深地叹了口气。然后说:“今年这一批大概差不多吧。”
女人没有作声。朱秘书看着女人那憔悴的面容,心里是一阵阵地难过。他记得,他俩结婚的时候,是什么样子?于今相比,简直成什么了!
十七、八年了吧,自己才当上个小乡干。她呢,身材多苗条哟,脸皮白白的,是远近闻名的美人。母亲托媒跑了多少趟,才成了他的女人。后来他到县里工作,她也随着进了县城,在一家小厂上班。一九六三年,要干部家属下放。说实在的,当时她不愿意呀,可他觉得应该响应党的号召吗,硬是劝她带着几个孩子回到原籍落户。
到了农村,就是农民了。可一个女人带着几个孩子,既要参加劳动,又要操持家务。几年下来,原本一个如花似玉的娇娘子,变得像个四五十岁的老太婆了。而且还落下一身的病,一九七一年,就是从死路上爬过来的。春节前的几天,家家户户都在忙过年,她也要忙呀。可是因为平时只顾着干活,有点小病就在身上养着,拖久了,小病便成了大病。年三十,她已经很是吃力了,还不说一声,农村讲穷吉利,过年不说病儿灾儿什么的。年初一,早晨硬是撑着起来和一家人开大门,可是到了下午实在支撑不住了,躺下就昏迷了。只得送到县医院,医生说不可救了,还是多亏了有几个熟人,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进行抢救,还算她命大,又从死神那回来了!可是,后遗症是永远的留下了,不能做体力活,不能太辛苦。然而,生活在农村,孩子又还太小,不劳动怎么活。朱秘书每个月就几十块钱的工资,怎么能养活这一大家子!
一九七四年,终于有个政策,凡是从前下放在农村,失去劳动能力的,其另一方是国家工作人员,可以按一定比例转成商品粮户口。当时县委机关属于这类情况的不少,但要按比例,还要是失去劳动能力,怎么认定?朱秘书按照要求填上申请表,到原籍的生产队,大队,公社,区上,一级一个章的盖。再到医院调取病历档案,最后报到县公安局,现在都几年了,没办下来。
朱秘书到公安局去问过,为什么这么慢呢?公安局的回答很干脆:名额有限,下一次吧。呵呵,他明白了,第一批给他们办公室两个指标,可要上来的有五家,就只能给最要紧的了。第二批呢,主任说尽量考虑他。可是到了呢,朱秘书跑到公安局找局长,局长两手一摊,说“秘书呀,难哩,我何不想尽快解决你家的问题!可是你知道呀,全县总共就几个指标,符合条件有那么多,你说我怎么办?朱秘书,姿态高一点,还是下一次吧!”就这样,又黄了。
女人说他:没有用,不会搞,太老实了!
朱秘书无言以对,反正要按政策吗。
一说到“政策”女人就气不打一处来:“政策,政策,只有你按政策,黄郢的大徐才结婚,年纪轻轻的,有什么病?公社张主任家刘大姐还不是下放的,怎么都办成了。他们都是按哪家的政策?”
朱秘书还真没办法回答这些问题,按说他在县委机关工作,这不应该是大事呀,可他真的没有考虑过那么多,也难怪女人有意见了。
“再给我水喝。”女人沙哑的声音打断了朱秘书的思索。女人喝了两口水,又说:“你怎么还不睡呀,累了一晚上了。快睡吧,天快亮了。”
朱秘书息了煤油灯,躺下了,说:“县里正在开会,我天一亮就得回去,叫二子跟我去,给你买些药回来。等会一散,我就到公安局去问问,看这一批是怎么定的。”
女人只叹了口气,没有作声。
县里的会一直开了一个星期,办公室的人们整天忙得不可开交。白天要参加会议,晚上要整理会议记录,形成材料,第二天散发。朱秘书算是最忙的了,一直到最后一天还要给张书记起草会议的总结报告。
会议结束的第二天,朱秘书就到公安局去问户口的事。他一进办公室,局长就起身相迎,客气的让坐,还没等朱秘书开口,对方到先说话了:“唉,朱秘书呀,实在是没办法呀,你的问题今年又没能解决。”
朱秘书一听就来了气,:“又是为了什么?”
“这一次的名额太少,整个县直机关就五个,考虑到你们办公室的对象多,就给了你们一个,但你们张副主任家的情况你是知道的,虽然老婆不像你们家嫂子多病,可也是不能劳动的人呀,还有那么多的孩子。唉,我们也是没办法呀,只好朱秘书,我看你还是下一次吧。下一次,我们局里负责,一定给你办妥!”
平生以来都没有和同志及任何一位领导发过火,顶过牛的朱秘书,今天再也忍不住了:“你们到底还有多少下一次,你们到底按不按政策,你们”正要再往下说,他发现办公室里还有不少人,看样子不是公安局的,他觉得自己大小还是县委办公室的秘书,不能在这些人面前丢了脸面,便不说了,只是呼呼地喘着粗气。
局长听了他这一“炮”好像没发生过似的,似乎对于这样的面孔,这样的声音,听熟了,看惯了。他还微笑着,一个劲的安慰道:“朱秘书,朱秘书,你不用气,不用气。下一次,下一次一定解决,下一次”
朱秘书气得三步并作两步,走出局长办公室,走出公安局。
他只觉得头疼得像是要烂了,眼前都迷湖了。迎面吹来的一缕一缕弥漫着菊花香味的秋风,让他清醒了一些,疼也减轻了一些,也冷静了许多。他的心里重复着局长的话:下一次,下一次
可总也不能明白这“下一次”与终极目标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长?只得原路向他的办公室,向县委走去。
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初稿
二o一二年六月整理
县委办公室的朱秘书,正伏在办公桌上聚精会神地为县委书记起草关于“秋收秋种工作会议”的讲话。
“叮铃”一阵急促地电话铃声使朱秘书本能的抬起头,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,他的眉头不由得一拧,瘦长的脸上立时现出了那种担忧的表情,放下手中的笔,站起身来,眼睛从稿纸上移开,走向电话机。
这几年,朱秘书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,电话都不少。一般来电话他都主动去接,即使是别人接的,他也是提着耳朵听,是不是找他的。找他的电话除了公事外,不是老婆,便是孩子,而且每次电话都让他纠心得要命。一个女人带着五个孩子在农村,实在是忙得要命,尽管他每个星期天都回去帮她料理一些事情,还是不断地有电话打来。最近,因为县里连续几个重要会议,朱秘书有好几个星期没回家了,不知道家里又怎么样了,特别不放心的是女人的身体
“喂,那里嗯,我是的,啊!你妈病了?山子找医生了吗打了两针一天没吃了我就回来”打电话的是朱秘书的大孩子——山子。
朱秘书知道,女人太累了,老病又犯了。他阴沉着脸,脚步匆匆地走回到办公桌边,抓起那沓稿纸就往抽屉里塞,可是主任的话又在耳边:“老朱,张书记明天就要,你要快点,最迟今天晚上就要拿出来。”手里的稿纸又放回到桌子上了。
朱秘书对待工作历来是认真负责的,只要领导布置了,一定会按时完成。他的为人同样很好,在机关工作了这么多年,很少有人说他个“不”字。
朱秘书又坐到椅子上了,紧锁眉头,一页一页地写着,中午吃饭了,他没有起身,还在写着,一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才算写完了,然后交给一个办事员,要他代为抄一下。自己则向主任请个假,骑上自行车回家去了。
一路上心急得象火烧似的,中午没吃饭都忘记了。也顾不得多想什么,只有一个念头,赶快到家。
三十几里路,不上四十分钟,便到了,内衣早已汗湿透了。一进家门,眼前的景象使他感到好难过哟,眼里几乎要涌出泪来。门口的场地上遍地都是晒着的稻草,中间是一滩还没有“扬过”的夹杂着草沫的稻子。南边那个大粪堆和旁边的牛粪全被牲畜踏开,草呀粪呀还有那粪坑里的水上飘着乱七八糟的东西。东边水塘边的草丛中都是稻草,鸡呀鸭呀,都在那里觅食、追逐,一片狼藉。抬起头,天空乌云密布,那雨好象就在半空中打旋。
“啊哟,孩子们,真不懂事,妈妈病了,你们就不能出来照应一下?”朱秘书急了,便走到屋里,支好自行车。孩子们听到声音,一起向他围来,就像见到救星似的。朱秘书没有说话,直奔里屋,孩子们尾随其后。屋子里光线很暗,只见女人躺在床上,头发蓬乱,面孔通红,眼睛紧闭,嘴却张着,象风箱一样地喘着粗气。他叫了一声,女人睁开眼睛,那眼珠子都是红的,没有说话,又闭上了,两颗泪珠却从眼角钻了出来,顺着脸上的皱纹,一直落到枕巾上。朱秘书用手抚摸了一下她的额头,火一样的烫,说:“喝水吗?”女人还是没有回答,只是动弹了一下嘴唇。朱秘书抬起头,看看五个孩子,最大的十六,最小的只有八岁,都站在他的周围,眼睛看着他,看着他们的母亲。朱秘书顿时感到一阵凄凉,鼻子不由得发起酸来,眼里流下了热泪,但他立即就拭去了,没有让孩子们看见。便到厨房里拧了个冷毛巾盖在女人的额上。然后,示意孩子们出来,随手关上房门,这才说:“二子,你淘米煮粥;山子,三子跟我把稻草收起来;四子你待小五去玩,不要跑远啊!”朱秘书带着两个孩子把稻子“扬了”收到家里;把散在遍地的稻草收起来堆好,又把场地上打扫得干干净净,粪堆、牛粪都垒了起来,又把扫来的那些不能烧锅的粹草沫子倒到粪坑里沤好。这样一切就绪,已是九点多钟了。
夜深了。不知是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,还是孩子们香甜的酣睡声,或者是妻子低沉的呻吟声,使得朱秘书睡不着,他的眼睛一直睁着,可眼前只是漆黑一片,什么也看不见,他的心里仿佛有着数不清的事在翻腾着。女人迷迷糊糊地睡着,连粥也没吃,到现在也没和他说上一句话。这时,她却用脚在朱秘书的身上蹭了一下,小声的说:“我想喝水。”朱秘书翻身起床,点着了煤油灯,见她脸上的红晕已退了不少,用手摸摸额头,烧也退了,人清醒了。
农村忙时,没有时间生炉子,也就没有现成的开水。朱秘书现到厨房烧了点开水,又晃凉了,端着让女人喝下,并又服侍她服下两片药。女人喘了几口气,看着丈夫好一会,才哑着嗓子,慢慢地说:“户口什么时候能办好呀?再这样下去,你看”
朱秘书听着她的话,深深地叹了口气。然后说:“今年这一批大概差不多吧。”
女人没有作声。朱秘书看着女人那憔悴的面容,心里是一阵阵地难过。他记得,他俩结婚的时候,是什么样子?于今相比,简直成什么了!
十七、八年了吧,自己才当上个小乡干。她呢,身材多苗条哟,脸皮白白的,是远近闻名的美人。母亲托媒跑了多少趟,才成了他的女人。后来他到县里工作,她也随着进了县城,在一家小厂上班。一九六三年,要干部家属下放。说实在的,当时她不愿意呀,可他觉得应该响应党的号召吗,硬是劝她带着几个孩子回到原籍落户。
到了农村,就是农民了。可一个女人带着几个孩子,既要参加劳动,又要操持家务。几年下来,原本一个如花似玉的娇娘子,变得像个四五十岁的老太婆了。而且还落下一身的病,一九七一年,就是从死路上爬过来的。春节前的几天,家家户户都在忙过年,她也要忙呀。可是因为平时只顾着干活,有点小病就在身上养着,拖久了,小病便成了大病。年三十,她已经很是吃力了,还不说一声,农村讲穷吉利,过年不说病儿灾儿什么的。年初一,早晨硬是撑着起来和一家人开大门,可是到了下午实在支撑不住了,躺下就昏迷了。只得送到县医院,医生说不可救了,还是多亏了有几个熟人,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进行抢救,还算她命大,又从死神那回来了!可是,后遗症是永远的留下了,不能做体力活,不能太辛苦。然而,生活在农村,孩子又还太小,不劳动怎么活。朱秘书每个月就几十块钱的工资,怎么能养活这一大家子!
一九七四年,终于有个政策,凡是从前下放在农村,失去劳动能力的,其另一方是国家工作人员,可以按一定比例转成商品粮户口。当时县委机关属于这类情况的不少,但要按比例,还要是失去劳动能力,怎么认定?朱秘书按照要求填上申请表,到原籍的生产队,大队,公社,区上,一级一个章的盖。再到医院调取病历档案,最后报到县公安局,现在都几年了,没办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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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人说他:没有用,不会搞,太老实了!
朱秘书无言以对,反正要按政策吗。
一说到“政策”女人就气不打一处来:“政策,政策,只有你按政策,黄郢的大徐才结婚,年纪轻轻的,有什么病?公社张主任家刘大姐还不是下放的,怎么都办成了。他们都是按哪家的政策?”
朱秘书还真没办法回答这些问题,按说他在县委机关工作,这不应该是大事呀,可他真的没有考虑过那么多,也难怪女人有意见了。
“再给我水喝。”女人沙哑的声音打断了朱秘书的思索。女人喝了两口水,又说:“你怎么还不睡呀,累了一晚上了。快睡吧,天快亮了。”
朱秘书息了煤油灯,躺下了,说:“县里正在开会,我天一亮就得回去,叫二子跟我去,给你买些药回来。等会一散,我就到公安局去问问,看这一批是怎么定的。”
女人只叹了口气,没有作声。
县里的会一直开了一个星期,办公室的人们整天忙得不可开交。白天要参加会议,晚上要整理会议记录,形成材料,第二天散发。朱秘书算是最忙的了,一直到最后一天还要给张书记起草会议的总结报告。
会议结束的第二天,朱秘书就到公安局去问户口的事。他一进办公室,局长就起身相迎,客气的让坐,还没等朱秘书开口,对方到先说话了:“唉,朱秘书呀,实在是没办法呀,你的问题今年又没能解决。”
朱秘书一听就来了气,:“又是为了什么?”
“这一次的名额太少,整个县直机关就五个,考虑到你们办公室的对象多,就给了你们一个,但你们张副主任家的情况你是知道的,虽然老婆不像你们家嫂子多病,可也是不能劳动的人呀,还有那么多的孩子。唉,我们也是没办法呀,只好朱秘书,我看你还是下一次吧。下一次,我们局里负责,一定给你办妥!”
平生以来都没有和同志及任何一位领导发过火,顶过牛的朱秘书,今天再也忍不住了:“你们到底还有多少下一次,你们到底按不按政策,你们”正要再往下说,他发现办公室里还有不少人,看样子不是公安局的,他觉得自己大小还是县委办公室的秘书,不能在这些人面前丢了脸面,便不说了,只是呼呼地喘着粗气。
局长听了他这一“炮”好像没发生过似的,似乎对于这样的面孔,这样的声音,听熟了,看惯了。他还微笑着,一个劲的安慰道:“朱秘书,朱秘书,你不用气,不用气。下一次,下一次一定解决,下一次”
朱秘书气得三步并作两步,走出局长办公室,走出公安局。
他只觉得头疼得像是要烂了,眼前都迷湖了。迎面吹来的一缕一缕弥漫着菊花香味的秋风,让他清醒了一些,疼也减轻了一些,也冷静了许多。他的心里重复着局长的话:下一次,下一次
可总也不能明白这“下一次”与终极目标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长?只得原路向他的办公室,向县委走去。
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初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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