麦得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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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在劳动营发的所有东西都没扣子。内衣和长内裤各有两根小系带。枕头两端各有两根小系带。夜里它是枕头。白天就成了我们随身挎的亚麻布袋，什么场合都用得上，比如去偷东西或是乞讨。
我们管乞讨叫“兜售”这个时候我们不偷，还有，工棚内邻伴的东西是不拿的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什么时候都偷，上班前、上班时、下班后。其实也算不得偷，只不过是下班回家的路上，去瓦砾堆上摘些野菜，直到枕头袋塞满了为止。农村来的女人早在三月里就发现，这种锯齿状叶子的野菜罗马尼亚语叫“萝柏笪”（lobod），家乡人开春时也吃它，味道像野菠菜，德语名字叫“麦得草”（meldekraut）。我们还摘一种叶子上长了毛的草，那是野生莳萝。前提是：要有盐。盐要在集市上通过物物交换才搞得到。它又灰又粗，像铺路用的碎石，用之前还必须得敲碎。盐可是值钱的宝贝。麦得草有两种吃法：
麦得草的叶子可以像野莴苣一样生吃，当然要放盐，野生莳萝也可以撕碎了撒上去。或者把麦得草的茎整根放进盐水里煮。用勺子捞出来时，它会有种令人沉醉的、类似菠菜的味道。熬出的汁也能喝，或当清汤啖、或作绿茶饮。
早春的麦得草是柔软的，整株植物只有一指高，银绿色。待到初夏时节，它已齐膝高，叶状如指。每片叶子都各不相同，像一只只形状各异的手套，最下面永远竖着大拇指。麦得草色银绿，喜清凉，适宜早春时食用。夏天就要注意了，它会一下蹿得老高，枝叶茂密，茎杆坚硬，苦若粘土，有木质感。等它齐腰高时，粗壮的主茎周围会长出一蓬松散的茎叶。盛夏时分，叶茎开始变色，先是粉红，继而转血红，再变成紫红。秋天时，色已暗若深青。所有的枝桠顶端会结出一串串的锥形花序，花状如球，像荨麻一般。只不过麦得草的锥形花序不会垂下来，而是斜斜地朝上长着。它也会由粉红变成深青色。
奇特的是，只有到变了色、早就没法吃了的时候，麦得草才会显出真正的美丽来。有此美丽作保护伞，它得以自在地在路边生长。吃麦得草的时节过去了，但饥饿却不会，它变得比人自己还强大。
该怎么来描述这慢性饥饿病呢？可不可以说，有一种饥饿，会把你的饥馑变成病态。总会有更多的饥饿加入到原有的饥饿之中。新来的饥饿不知饱足地增长着，跃入旧的、永恒的、好不容易才克制住的饥饿之中。如果除了谈饿之外，关于自己就无话可说，如果除了饿之外，别的事都无法去想，那么人该如何在这世上生存？硬腭大过头，一个高而敏感的圆拱，直达头颅。饥饿让人无法忍受时，硬腭内就会抽着痛，好像有人把一张刚剥下来的兔皮在脸后撑开了去晒干，脸颊变得干枯，覆盖着苍白的茸毛。
我一直不知道该不该责怪这苦涩的麦得草。人们不能再吃它了，因为它变得木头一般，拒绝再被吃掉。它知不知道，它不再为我们和饥饿服务，而在替饥饿天使效劳。这一串串的红色锥形花序就是饥饿天使的项圈。初秋第一场霜之后，它便一日比一日浓艳，直至完全冻坏。这毒药般美艳的颜色刺痛眼球。锥形花序，一排排红艳的花环，所有路两边都在打扮着饥饿天使。它带着它的花饰。我们的硬腭却已如此高旷，走路时脚步的回声都会在口腔内发出刺耳的声音。脑袋里有一种透明，像是吞了太多刺眼的光。这光在口腔内自顾自盼，柔媚地滑进小舌，渐渐地涨起来漫入大脑，直到脑壳里不再有思维的大脑，而只有饥饿的回响。饥饿的痛苦无以言表。时至今日我还要向饥饿表明，我已逃脱了它的掌控。从不用挨饿的那天起，我简直就是在以生命本身为食。只要吃东西，我就会为食物的味道所囚禁。六十年来，从劳动营回乡之后，我就是在为反抗饿死而吃。
我看着已经没法吃了的麦得草，努力去想点别的东西，譬如在寒冬来临之前，这夏末倦怠的温暖。结果却偏偏想起了这里没有的土豆，想起那些集体农庄上的妇女，或许已经能在每天的野菜汤里吃到新土豆了。除此之外，她们没有什么让人羡慕的。她们住在地洞里，每天干活的时间比我们长得多，从日出一直干到日落。
劳动营的早春时节，就是我们这些去瓦砾堆上的“麦得行者”煮麦得草的季节。“麦得草”这个名字并不合适，根本体现不了它的意义。“麦得”（melde）这个词对我们而言没有弦外之意，不会扰乱我们的心神。它不是“报到”〔德文是meldedich，意为报到、发言。〕的意思，不是集合点名草，而是路边随手可拾的一个词。反正它是表示临近晚集合的词，是临近集合的草，而绝不是集合草。煮麦得草的时候，我们时常是焦灼不安地等待着，因为之后马上要集合点名，并没完没了，因为人数总是点不对。
我们劳动营一共有五个rb，即五个工作大队（rabotschibatallion）。每个支队又称orb（odelnara波tschibatalion），分别由五百到八百人组成。我的工作队编号为1009，我的工号是756。
我们整齐地列队站好。这么说其实很荒谬。你看，这五个惨不忍睹的工作队，每个人都眼睛浮肿，鼻子硕大，面颊深陷。肚子和双腿都水肿着。不论是严寒还是酷热，我们就这样整晚整晚地在静静的站立中度过。只允许虱子在我们身上爬动。在没完没了的点名中，它们可以喝个饱，检阅着我们可怜的肉体，不知疲惫地从头部一直爬进xx毛。大多数时候它们已经吃饱喝足，并在棉制服的接缝处躺下睡了，而我们却仍在静静地站立着。劳动营的指挥官施矢万涅诺夫依然在咆哮。我们不知道他的名。只知道他叫托瓦利施奇-施矢万涅诺夫。这个名字长得已经足够让我们在说出它时，害怕得直磕巴了。托瓦利施奇-施矢万涅诺夫这个名字，让我想起被放逐时，火车头发出的呼啸声，想起家乡教堂里那个白色神龛，上面刻着“天命启动时间”也许我们数小时的静立，是为了反抗那白色的神龛。骨头重得像灌了铅。如果身上的肉没有了，撑起这副骨头便会成为一种负担，它直把你往地里吸。
集合点名时，我会练习在静立中达到忘我的状态，不去将呼与吸区分开来。不抬头，眼睛上翻，在空中寻找云的一角，可以把这副骨头挂上去。如果我已达忘我之境，并找到这样一个空中挂钩之后，它便会牢牢地固定我。
时常没有云，只有清一色的像海水般的蓝。
时常只有遮蔽了天空的云毯，清一色的灰。
时常云飘走了，挂钩也不会静止不动。
时常雨水会灼痛我的双眼，并把衣裳紧紧黏在皮肤上。
时常严寒仿佛将我的五脏六腑扯得粉碎。
在这种日子里，天空会让我的眼球向上翻，而集合点名会把它再拽下来，骨头只能无依无靠地悬挂在我的身体里。
工头图尔普里库利奇在我们和指挥官施矢万涅诺夫之间，僵直地走来走去。点名册在他的指间滑动，由于翻的次数太多，已经褶皱不堪了。他每叫一个号，胸脯就像公鸡一样颤动着。他的手依然像个孩子的。我的手在劳动营这段日子却长大了，棱角分明，又硬又平，像两块板子。
如果点名之后，我们中有人鼓起全部的勇气，问其中一位干部或者甚至指挥官施矢万涅诺夫本人，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家，他们会简短地回答说：“skorodomoj”意思是：你们马上就可以走了。
这个俄语的“马上”偷走了我们在这世上最长的时间。图尔普里库利奇还让理发师奥斯瓦尔德恩耶特修剪鼻毛和指甲。理发师和图尔普里库利奇是老乡，都来自喀尔巴阡-乌克兰〔在今乌克兰最西边，和罗马尼亚、匈牙利、斯洛伐克、波兰接壤〕，一个三国交界的地方。我问他，在理发店给上等的客人剪指甲在三国交界处是不是件很平常的事。他说不，在三国交界处不是这样。这是图尔的规矩，可不是老家的。在老家，第九个理完了才轮到第五个。我问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理发师回答说，有一点巴拉穆克。这又是什么意思，我问。就是有点乱，他说。
图尔普里库利奇不是施矢万涅诺夫那样的俄国人。他既会德语，又会俄语。但他是俄国人一边的，跟我们不一样。虽然也被关在这儿，他却是劳动营负责人的副官。他把我们在一张纸上划分到不同的工作大队，翻译俄语的命令，再加上他自己的、德语的命他在纸上把我们的名字和工号整理到大队编号之下，以便查阅。每个人都必须日夜牢记自己的号码，知道自己不是有私人身份的人，而是有编号的囚徒。
在我们名字旁边的一栏里，图尔普里库利奇会写上集体农庄、工厂、清理废墟、运沙、铁路线、工地、运煤、车库、焦煤组、炉渣和地下室等字。一切都取决于名字旁边写着什么。它决定了我们会累，像狗一样累，还是会累得要死；决定了我们在干活之后还有没有时间和力气去兜售，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在食堂后的厨房垃圾里悄悄地翻东西吃。
图尔普里库利奇从不去干活，不去任何工作队和生产组，不用三班倒。他只发号施令，因此身手敏捷、目光轻蔑。如果他微笑，那就是个圈套。如果回应他的微笑，这是我们不得不做的，那我们就会出丑。他微笑，是因为他又在我们名字后面那一栏里新添加了东西，更糟的东西。在劳动营工棚之间的林荫道上，我躲着他，更愿意和他保持着一个无法说话的距离。他高高地抬起那双锃亮得像两只漆皮袋一样的鞋踩在路上，好像空虚的时间会从他体内由鞋底漏出来。他事无巨细都记得一清二楚。人们说即使是他忘掉的事也会变成命令。
在理发店，图尔普里库利奇高我一等。他想要什么就说什么，任何风险也没有。他如果伤害我们甚至还好一些。他知道，如果要一直保持这样，就得轻贱我们。他总是扯着脖子，俯视着和我们说话。他有整天的时间去自我欣赏。我也欣赏他。他有着运动员般的体格，铜黄色的眼睛，目泛油光，一对小招风耳像两枚胸针，下巴像瓷雕的，鼻翼粉红如烟草花，脖子像是蜡做的。他从不会弄脏自己，那是他的运气。这运气使他比实际上要显得漂亮。不认识饥饿天使的人，可以在集合点名的操场上指手划脚，可以在劳动营的林荫道上挺直着走来走去，可以在理发店虚伪地微笑，但他没有参与说话的权利。我知道图尔普里库利奇很多事，比他愿意的还要多，因为我和贝娅查克尔很熟。她是他的情人。
俄语的命令听上去就像劳动营指挥官托瓦利施奇-施矢万涅诺夫的名字，是由“克、施、切、吃”等音组成的一种粗哑的、咬牙切齿的声音。命令的内容反正我们也听不懂，但却明白其中的蔑视。慢慢地我们习惯了被蔑视。久而久之，这些命令听上去只不过像是在不断地清嗓子、咳嗽、打喷嚏、擤鼻涕、吐痰，总之是在不断地产生粘液。所以特鲁迪佩利坎说：俄语是一种感冒了的语言。
当其他所有人还在晚集合的静立中备受煎熬的时候，那些要当班而不用去集合的人，早就在劳动营角落的井后面升起了火，煮锅里放着麦得草或者其他一些稀罕的东西。为了不让别人看见，上头还得加个锅盖。能做成一笔划算的交易的话，就会有胡萝卜、土豆，甚至小米——一件夹克能换十根小萝卜，一件毛衣换三升小米，一双羊毛袜换半升糖或是盐。
想打牙祭的话，就非得盖上锅盖。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锅盖，也许那只是一块铁皮，也许只存在于我们的脑海里。不管怎样，人们每次都能想出一个东西来当锅盖，并固执地说：一定要盖上锅盖，虽然从来就没有锅盖，有的只是关于锅盖的说法。当人们已经记不得锅盖是由什么做的，从来没有过锅盖，又总能找到点什么来当锅盖用的时候，也许回忆也已被盖封住了。
反正在黄昏时分，在劳动营角落的井后，总会有十五到二十堆这样在两块砖之间升起来的小火。其他的人除了吃食堂里的垃圾饭菜以外，就没有小灶开了。煤会起烟，这些锅的主人会手里拿着勺子在一旁看着。煤应有尽有，锅是食堂的——当地工厂生产的劣质餐具，灰棕色上过釉的铁皮容器，釉已斑驳，满是凹痕。在院内的火堆上它们是锅，在食堂的餐桌上就是盘子。一个人煮完了之后，另外有锅的人就等着用他的火。
没有东西可煮的时候，炊烟就会逶迤地爬进我的嘴里。我缩回舌头空嚼着，把唾液混着黄昏的炊烟一起吃，一边想着煎香肠。没有东西可煮的时候，我会走到锅的附近，假装睡前到井边来刷牙。不过在把牙刷放进嘴里之前，我已经吃过两道了。我眼里的饥饿啃食火苗，嘴里的饥饿吞噬炊烟。我在吃的时候，周围一切都静悄悄的。透过黄昏，从对面的工厂区传来阵阵焦煤组工作时发出的咕隆声。我越是想快些离开井边，就越是挪不动步子。我必须把自己从这些火堆旁拽走。在焦煤组工作的咕隆声里，我听到自己肚子的咕噜声，整个夜景都饿了起来。黑色的苍穹覆盖大地，我摇摇晃晃地走进工棚昏黄的灯光里。
刷牙也可以不用牙膏。从家里带的牙膏早就用完了。而盐又太宝贵了，没人舍得把它吐出来，它可值很多钱。我清楚地记得盐和它的价值，却压根也记不起牙刷的样子了。在收纳包里我曾带过一支，但不可能用了四年。而如果我还买过一支新牙刷的话，一定是在第五年，也就是最后一年，我们手里能拿到干活所得的现钱之后。不过即使有过这么一支新牙刷，我也想不起来了。也许我宁愿拿这现钱去买了衣服，而不是牙刷。我从家里带来的第一支、肯定存在过的牙膏是克罗霍栋特（chlorodont）牌的。这牌子我还有印象。而第一支肯定存在过的和第二支可能有过的牙刷却已被我遗忘了。我对梳子的记忆也是如此。我肯定有过一把。我还记得巴克利特（bakelit）这个牌子。战争快结束时，我们家乡的梳子都是这个牌子的。
可能我对在劳动营买的东西比对从家里带的印象更深。如果我还记得从家里带的东西的话，那也是因为它们是跟我一起去的，因为它们属于我，我也可以继续使用它们，直到用旧。另外和它们在一起时，我感觉像是在家里，而不是身处异乡。也许我对别人的东西印象更深，因为我必须要去借它们。
我清楚地记得劳动营里用的铁皮梳子，它们出现在虱子猖獗的时候。工厂的车工和钳工将它们做出来送给女人们。它们是铝片做的，梳齿上有些缺口，拿在手里或碰到头皮时感觉潮潮的，因为它有一种冷冷的气味。在手中把玩一会儿，它就会迅速地带走体热，闻起来像白萝卜一样苦。即使人们早已将它搁置一旁，这气味也会残留在手中。用铝皮梳梳头发很容易打结，得用力去拉和扯。梳中夹的头发比虱子还要多。
不过要把虱子梳下来，还有一种长方形、两边带齿的牛角梳，是农村的姑娘们带来的。它一边梳齿很宽，可以用来给头发分路子，另一边梳齿很细，可以用来梳掉虱子。牛角梳质地坚固，拿在手里很有分量，头发会顺着它走而保持光滑。我们可以向农村来的姑娘们借用它。
六十年来，我想要在夜里回忆起劳动营的事物。它们是我夜晚行李箱内的东西。从劳动营归乡之后，无眠之夜就是一只黑皮行李箱。这箱子就存在于我脑海之中。只是六十年来我都没有弄清楚，究竟是因为我想回忆起那些事物，所以无法入眠，还是恰恰相反，因为反正也睡不着，所以才会和那些事物纠缠不清。不管是怎样，我想强调的是，夜晚毫不顾及我的意愿，自顾自地收拾着它的黑行李箱。尽管不情愿，我却必须得忆起它们。即使不是必须，而是想要，我也宁愿我不必想要去做这件事。
有时，劳动营的事物并非一个接一个，而是成群地、一古脑儿地来突袭我。因此我知道，它们并不是来唤起我的回忆，而是为了来折磨我。我还没完全想起，是否在收纳包里带了针线，就会有一条手绢冒了出来，它的样子我已记不起了。这时又会冒出一把指甲刷，我也不知道是否真有过。接着又会再冒出一面小梳妆镜，或许真有过，抑或没有。过会儿又加上一块手表，如果我真带过这么一块去的话，也不知道把它弄到哪里去了。也许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的事物都找上我了。它们想在这夜晚将我流放，带回劳动营。因为它们成群结队而来，所以并不仅仅停留在我的脑海里。我感到胃里一阵抽搐，直冲向硬腭。呼吸的秋千翻滚起来，我得大口大口地喘粗气。这样的一个齿——梳——针——剪——镜——刷就是一个怪物，正如饥饿也是怪物一样。如果饥饿不曾作为一个物体存在过的话，也就没有这些事物的骚扰。
每当夜晚这些事物前来骚扰时，我喉咙内的空气就会发紧，我就会猛地推开窗，把头伸出窗外。天际一轮明月，宛如一杯冰凉的牛奶，洗濯着我的双眼。呼吸重新找到它的节奏。我吞咽这寒冷的空气，直到不再身处于劳动营之中。接着我关上窗，重新躺下。对此床一无所知，依然温热。房里的空气注视着我，散发着一种温热面粉的味道。
我们在劳动营发的所有东西都没扣子。内衣和长内裤各有两根小系带。枕头两端各有两根小系带。夜里它是枕头。白天就成了我们随身挎的亚麻布袋，什么场合都用得上，比如去偷东西或是乞讨。
我们管乞讨叫“兜售”这个时候我们不偷，还有，工棚内邻伴的东西是不拿的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什么时候都偷，上班前、上班时、下班后。其实也算不得偷，只不过是下班回家的路上，去瓦砾堆上摘些野菜，直到枕头袋塞满了为止。农村来的女人早在三月里就发现，这种锯齿状叶子的野菜罗马尼亚语叫“萝柏笪”（lobod），家乡人开春时也吃它，味道像野菠菜，德语名字叫“麦得草”（meldekraut）。我们还摘一种叶子上长了毛的草，那是野生莳萝。前提是：要有盐。盐要在集市上通过物物交换才搞得到。它又灰又粗，像铺路用的碎石，用之前还必须得敲碎。盐可是值钱的宝贝。麦得草有两种吃法：
麦得草的叶子可以像野莴苣一样生吃，当然要放盐，野生莳萝也可以撕碎了撒上去。或者把麦得草的茎整根放进盐水里煮。用勺子捞出来时，它会有种令人沉醉的、类似菠菜的味道。熬出的汁也能喝，或当清汤啖、或作绿茶饮。
早春的麦得草是柔软的，整株植物只有一指高，银绿色。待到初夏时节，它已齐膝高，叶状如指。每片叶子都各不相同，像一只只形状各异的手套，最下面永远竖着大拇指。麦得草色银绿，喜清凉，适宜早春时食用。夏天就要注意了，它会一下蹿得老高，枝叶茂密，茎杆坚硬，苦若粘土，有木质感。等它齐腰高时，粗壮的主茎周围会长出一蓬松散的茎叶。盛夏时分，叶茎开始变色，先是粉红，继而转血红，再变成紫红。秋天时，色已暗若深青。所有的枝桠顶端会结出一串串的锥形花序，花状如球，像荨麻一般。只不过麦得草的锥形花序不会垂下来，而是斜斜地朝上长着。它也会由粉红变成深青色。
奇特的是，只有到变了色、早就没法吃了的时候，麦得草才会显出真正的美丽来。有此美丽作保护伞，它得以自在地在路边生长。吃麦得草的时节过去了，但饥饿却不会，它变得比人自己还强大。
该怎么来描述这慢性饥饿病呢？可不可以说，有一种饥饿，会把你的饥馑变成病态。总会有更多的饥饿加入到原有的饥饿之中。新来的饥饿不知饱足地增长着，跃入旧的、永恒的、好不容易才克制住的饥饿之中。如果除了谈饿之外，关于自己就无话可说，如果除了饿之外，别的事都无法去想，那么人该如何在这世上生存？硬腭大过头，一个高而敏感的圆拱，直达头颅。饥饿让人无法忍受时，硬腭内就会抽着痛，好像有人把一张刚剥下来的兔皮在脸后撑开了去晒干，脸颊变得干枯，覆盖着苍白的茸毛。
我一直不知道该不该责怪这苦涩的麦得草。人们不能再吃它了，因为它变得木头一般，拒绝再被吃掉。它知不知道，它不再为我们和饥饿服务，而在替饥饿天使效劳。这一串串的红色锥形花序就是饥饿天使的项圈。初秋第一场霜之后，它便一日比一日浓艳，直至完全冻坏。这毒药般美艳的颜色刺痛眼球。锥形花序，一排排红艳的花环，所有路两边都在打扮着饥饿天使。它带着它的花饰。我们的硬腭却已如此高旷，走路时脚步的回声都会在口腔内发出刺耳的声音。脑袋里有一种透明，像是吞了太多刺眼的光。这光在口腔内自顾自盼，柔媚地滑进小舌，渐渐地涨起来漫入大脑，直到脑壳里不再有思维的大脑，而只有饥饿的回响。饥饿的痛苦无以言表。时至今日我还要向饥饿表明，我已逃脱了它的掌控。从不用挨饿的那天起，我简直就是在以生命本身为食。只要吃东西，我就会为食物的味道所囚禁。六十年来，从劳动营回乡之后，我就是在为反抗饿死而吃。
我看着已经没法吃了的麦得草，努力去想点别的东西，譬如在寒冬来临之前，这夏末倦怠的温暖。结果却偏偏想起了这里没有的土豆，想起那些集体农庄上的妇女，或许已经能在每天的野菜汤里吃到新土豆了。除此之外，她们没有什么让人羡慕的。她们住在地洞里，每天干活的时间比我们长得多，从日出一直干到日落。
劳动营的早春时节，就是我们这些去瓦砾堆上的“麦得行者”煮麦得草的季节。“麦得草”这个名字并不合适，根本体现不了它的意义。“麦得”（melde）这个词对我们而言没有弦外之意，不会扰乱我们的心神。它不是“报到”〔德文是meldedich，意为报到、发言。〕的意思，不是集合点名草，而是路边随手可拾的一个词。反正它是表示临近晚集合的词，是临近集合的草，而绝不是集合草。煮麦得草的时候，我们时常是焦灼不安地等待着，因为之后马上要集合点名，并没完没了，因为人数总是点不对。
我们劳动营一共有五个rb，即五个工作大队（rabotschibatallion）。每个支队又称orb（odelnara波tschibatalion），分别由五百到八百人组成。我的工作队编号为1009，我的工号是756。
我们整齐地列队站好。这么说其实很荒谬。你看，这五个惨不忍睹的工作队，每个人都眼睛浮肿，鼻子硕大，面颊深陷。肚子和双腿都水肿着。不论是严寒还是酷热，我们就这样整晚整晚地在静静的站立中度过。只允许虱子在我们身上爬动。在没完没了的点名中，它们可以喝个饱，检阅着我们可怜的肉体，不知疲惫地从头部一直爬进xx毛。大多数时候它们已经吃饱喝足，并在棉制服的接缝处躺下睡了，而我们却仍在静静地站立着。劳动营的指挥官施矢万涅诺夫依然在咆哮。我们不知道他的名。只知道他叫托瓦利施奇-施矢万涅诺夫。这个名字长得已经足够让我们在说出它时，害怕得直磕巴了。托瓦利施奇-施矢万涅诺夫这个名字，让我想起被放逐时，火车头发出的呼啸声，想起家乡教堂里那个白色神龛，上面刻着“天命启动时间”也许我们数小时的静立，是为了反抗那白色的神龛。骨头重得像灌了铅。如果身上的肉没有了，撑起这副骨头便会成为一种负担，它直把你往地里吸。
集合点名时，我会练习在静立中达到忘我的状态，不去将呼与吸区分开来。不抬头，眼睛上翻，在空中寻找云的一角，可以把这副骨头挂上去。如果我已达忘我之境，并找到这样一个空中挂钩之后，它便会牢牢地固定我。
时常没有云，只有清一色的像海水般的蓝。
时常只有遮蔽了天空的云毯，清一色的灰。
时常云飘走了，挂钩也不会静止不动。
时常雨水会灼痛我的双眼，并把衣裳紧紧黏在皮肤上。
时常严寒仿佛将我的五脏六腑扯得粉碎。
在这种日子里，天空会让我的眼球向上翻，而集合点名会把它再拽下来，骨头只能无依无靠地悬挂在我的身体里。
工头图尔普里库利奇在我们和指挥官施矢万涅诺夫之间，僵直地走来走去。点名册在他的指间滑动，由于翻的次数太多，已经褶皱不堪了。他每叫一个号，胸脯就像公鸡一样颤动着。他的手依然像个孩子的。我的手在劳动营这段日子却长大了，棱角分明，又硬又平，像两块板子。
如果点名之后，我们中有人鼓起全部的勇气，问其中一位干部或者甚至指挥官施矢万涅诺夫本人，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家，他们会简短地回答说：“skorodomoj”意思是：你们马上就可以走了。
这个俄语的“马上”偷走了我们在这世上最长的时间。图尔普里库利奇还让理发师奥斯瓦尔德恩耶特修剪鼻毛和指甲。理发师和图尔普里库利奇是老乡，都来自喀尔巴阡-乌克兰〔在今乌克兰最西边，和罗马尼亚、匈牙利、斯洛伐克、波兰接壤〕，一个三国交界的地方。我问他，在理发店给上等的客人剪指甲在三国交界处是不是件很平常的事。他说不，在三国交界处不是这样。这是图尔的规矩，可不是老家的。在老家，第九个理完了才轮到第五个。我问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理发师回答说，有一点巴拉穆克。这又是什么意思，我问。就是有点乱，他说。
图尔普里库利奇不是施矢万涅诺夫那样的俄国人。他既会德语，又会俄语。但他是俄国人一边的，跟我们不一样。虽然也被关在这儿，他却是劳动营负责人的副官。他把我们在一张纸上划分到不同的工作大队，翻译俄语的命令，再加上他自己的、德语的命他在纸上把我们的名字和工号整理到大队编号之下，以便查阅。每个人都必须日夜牢记自己的号码，知道自己不是有私人身份的人，而是有编号的囚徒。
在我们名字旁边的一栏里，图尔普里库利奇会写上集体农庄、工厂、清理废墟、运沙、铁路线、工地、运煤、车库、焦煤组、炉渣和地下室等字。一切都取决于名字旁边写着什么。它决定了我们会累，像狗一样累，还是会累得要死；决定了我们在干活之后还有没有时间和力气去兜售，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在食堂后的厨房垃圾里悄悄地翻东西吃。
图尔普里库利奇从不去干活，不去任何工作队和生产组，不用三班倒。他只发号施令，因此身手敏捷、目光轻蔑。如果他微笑，那就是个圈套。如果回应他的微笑，这是我们不得不做的，那我们就会出丑。他微笑，是因为他又在我们名字后面那一栏里新添加了东西，更糟的东西。在劳动营工棚之间的林荫道上，我躲着他，更愿意和他保持着一个无法说话的距离。他高高地抬起那双锃亮得像两只漆皮袋一样的鞋踩在路上，好像空虚的时间会从他体内由鞋底漏出来。他事无巨细都记得一清二楚。人们说即使是他忘掉的事也会变成命令。
在理发店，图尔普里库利奇高我一等。他想要什么就说什么，任何风险也没有。他如果伤害我们甚至还好一些。他知道，如果要一直保持这样，就得轻贱我们。他总是扯着脖子，俯视着和我们说话。他有整天的时间去自我欣赏。我也欣赏他。他有着运动员般的体格，铜黄色的眼睛，目泛油光，一对小招风耳像两枚胸针，下巴像瓷雕的，鼻翼粉红如烟草花，脖子像是蜡做的。他从不会弄脏自己，那是他的运气。这运气使他比实际上要显得漂亮。不认识饥饿天使的人，可以在集合点名的操场上指手划脚，可以在劳动营的林荫道上挺直着走来走去，可以在理发店虚伪地微笑，但他没有参与说话的权利。我知道图尔普里库利奇很多事，比他愿意的还要多，因为我和贝娅查克尔很熟。她是他的情人。
俄语的命令听上去就像劳动营指挥官托瓦利施奇-施矢万涅诺夫的名字，是由“克、施、切、吃”等音组成的一种粗哑的、咬牙切齿的声音。命令的内容反正我们也听不懂，但却明白其中的蔑视。慢慢地我们习惯了被蔑视。久而久之，这些命令听上去只不过像是在不断地清嗓子、咳嗽、打喷嚏、擤鼻涕、吐痰，总之是在不断地产生粘液。所以特鲁迪佩利坎说：俄语是一种感冒了的语言。
当其他所有人还在晚集合的静立中备受煎熬的时候，那些要当班而不用去集合的人，早就在劳动营角落的井后面升起了火，煮锅里放着麦得草或者其他一些稀罕的东西。为了不让别人看见，上头还得加个锅盖。能做成一笔划算的交易的话，就会有胡萝卜、土豆，甚至小米——一件夹克能换十根小萝卜，一件毛衣换三升小米，一双羊毛袜换半升糖或是盐。
想打牙祭的话，就非得盖上锅盖。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锅盖，也许那只是一块铁皮，也许只存在于我们的脑海里。不管怎样，人们每次都能想出一个东西来当锅盖，并固执地说：一定要盖上锅盖，虽然从来就没有锅盖，有的只是关于锅盖的说法。当人们已经记不得锅盖是由什么做的，从来没有过锅盖，又总能找到点什么来当锅盖用的时候，也许回忆也已被盖封住了。
反正在黄昏时分，在劳动营角落的井后，总会有十五到二十堆这样在两块砖之间升起来的小火。其他的人除了吃食堂里的垃圾饭菜以外，就没有小灶开了。煤会起烟，这些锅的主人会手里拿着勺子在一旁看着。煤应有尽有，锅是食堂的——当地工厂生产的劣质餐具，灰棕色上过釉的铁皮容器，釉已斑驳，满是凹痕。在院内的火堆上它们是锅，在食堂的餐桌上就是盘子。一个人煮完了之后，另外有锅的人就等着用他的火。
没有东西可煮的时候，炊烟就会逶迤地爬进我的嘴里。我缩回舌头空嚼着，把唾液混着黄昏的炊烟一起吃，一边想着煎香肠。没有东西可煮的时候，我会走到锅的附近，假装睡前到井边来刷牙。不过在把牙刷放进嘴里之前，我已经吃过两道了。我眼里的饥饿啃食火苗，嘴里的饥饿吞噬炊烟。我在吃的时候，周围一切都静悄悄的。透过黄昏，从对面的工厂区传来阵阵焦煤组工作时发出的咕隆声。我越是想快些离开井边，就越是挪不动步子。我必须把自己从这些火堆旁拽走。在焦煤组工作的咕隆声里，我听到自己肚子的咕噜声，整个夜景都饿了起来。黑色的苍穹覆盖大地，我摇摇晃晃地走进工棚昏黄的灯光里。
刷牙也可以不用牙膏。从家里带的牙膏早就用完了。而盐又太宝贵了，没人舍得把它吐出来，它可值很多钱。我清楚地记得盐和它的价值，却压根也记不起牙刷的样子了。在收纳包里我曾带过一支，但不可能用了四年。而如果我还买过一支新牙刷的话，一定是在第五年，也就是最后一年，我们手里能拿到干活所得的现钱之后。不过即使有过这么一支新牙刷，我也想不起来了。也许我宁愿拿这现钱去买了衣服，而不是牙刷。我从家里带来的第一支、肯定存在过的牙膏是克罗霍栋特（chlorodont）牌的。这牌子我还有印象。而第一支肯定存在过的和第二支可能有过的牙刷却已被我遗忘了。我对梳子的记忆也是如此。我肯定有过一把。我还记得巴克利特（bakelit）这个牌子。战争快结束时，我们家乡的梳子都是这个牌子的。
可能我对在劳动营买的东西比对从家里带的印象更深。如果我还记得从家里带的东西的话，那也是因为它们是跟我一起去的，因为它们属于我，我也可以继续使用它们，直到用旧。另外和它们在一起时，我感觉像是在家里，而不是身处异乡。也许我对别人的东西印象更深，因为我必须要去借它们。
我清楚地记得劳动营里用的铁皮梳子，它们出现在虱子猖獗的时候。工厂的车工和钳工将它们做出来送给女人们。它们是铝片做的，梳齿上有些缺口，拿在手里或碰到头皮时感觉潮潮的，因为它有一种冷冷的气味。在手中把玩一会儿，它就会迅速地带走体热，闻起来像白萝卜一样苦。即使人们早已将它搁置一旁，这气味也会残留在手中。用铝皮梳梳头发很容易打结，得用力去拉和扯。梳中夹的头发比虱子还要多。
不过要把虱子梳下来，还有一种长方形、两边带齿的牛角梳，是农村的姑娘们带来的。它一边梳齿很宽，可以用来给头发分路子，另一边梳齿很细，可以用来梳掉虱子。牛角梳质地坚固，拿在手里很有分量，头发会顺着它走而保持光滑。我们可以向农村来的姑娘们借用它。
六十年来，我想要在夜里回忆起劳动营的事物。它们是我夜晚行李箱内的东西。从劳动营归乡之后，无眠之夜就是一只黑皮行李箱。这箱子就存在于我脑海之中。只是六十年来我都没有弄清楚，究竟是因为我想回忆起那些事物，所以无法入眠，还是恰恰相反，因为反正也睡不着，所以才会和那些事物纠缠不清。不管是怎样，我想强调的是，夜晚毫不顾及我的意愿，自顾自地收拾着它的黑行李箱。尽管不情愿，我却必须得忆起它们。即使不是必须，而是想要，我也宁愿我不必想要去做这件事。
有时，劳动营的事物并非一个接一个，而是成群地、一古脑儿地来突袭我。因此我知道，它们并不是来唤起我的回忆，而是为了来折磨我。我还没完全想起，是否在收纳包里带了针线，就会有一条手绢冒了出来，它的样子我已记不起了。这时又会冒出一把指甲刷，我也不知道是否真有过。接着又会再冒出一面小梳妆镜，或许真有过，抑或没有。过会儿又加上一块手表，如果我真带过这么一块去的话，也不知道把它弄到哪里去了。也许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的事物都找上我了。它们想在这夜晚将我流放，带回劳动营。因为它们成群结队而来，所以并不仅仅停留在我的脑海里。我感到胃里一阵抽搐，直冲向硬腭。呼吸的秋千翻滚起来，我得大口大口地喘粗气。这样的一个齿——梳——针——剪——镜——刷就是一个怪物，正如饥饿也是怪物一样。如果饥饿不曾作为一个物体存在过的话，也就没有这些事物的骚扰。
每当夜晚这些事物前来骚扰时，我喉咙内的空气就会发紧，我就会猛地推开窗，把头伸出窗外。天际一轮明月，宛如一杯冰凉的牛奶，洗濯着我的双眼。呼吸重新找到它的节奏。我吞咽这寒冷的空气，直到不再身处于劳动营之中。接着我关上窗，重新躺下。对此床一无所知，依然温热。房里的空气注视着我，散发着一种温热面粉的味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