儒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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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遗山〔2〕在金元之际,为文宗,为遗献,为愿修野史,保存旧章的有心人,明清以来,颇为一部分人士所爱重。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,就是为叛将崔立〔3〕颂德者,是否确实与他无涉,或竟是出于他的手笔的文章。
金天兴元年(一二三二),蒙古兵围洛阳;次年,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帅崔立杀二丞相,自立为郑王,降于元。惧或加以恶名,群小承旨,议立碑颂功德,于是在文臣间,遂发生了极大的惶恐,因为这与一生的名节相关,在个人是十分重要的。
当时的情状,金史王若虚〔4〕传这样说——“天兴元年,哀宗走归德。明年春,崔立变,群小附和,请为立建功德碑。翟奕以尚书省命,召若虚为文。时奕辈恃势作威,人或少许,则谗"k立见屠灭。若虚自分必死,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,‘今召我作碑,不从则死,作之则名节扫地,不若死之为愈。虽然,我姑以理谕之。’奕辈不能夺,乃召太学生刘祁麻革辈赴省,好问张信之喻以立碑事曰,‘众议属二君,且已白郑王矣!二君其无让。’祁等固辞而别。数日,促迫不已,祁即为草定,以付好问。好问意未惬,乃自为之,既成,以示若虚,乃共删定数字,然止直叙其事而已。后兵入城,不果立也。”
碑虽然“不果立”但当时却已经发生了“名节”的问题,或谓元好问作,或谓刘祁〔5〕作,文证具在清凌廷堪〔6〕所辑的元遗山先生年谱中,兹不多录。经其推勘,已知前出的王若虚传文,上半据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,后半却全取刘祁自作的归潜志,被诬攀之说所蒙蔽了。凌氏辩之云“夫当时立碑撰文,不过畏崔立之祸,非必取文辞之工,有京叔属草,已足塞立之请,何取更为之耶?”然则刘祁之未尝决死如王若虚,固为一生大玷,但不能更有所推诿,以致成为“塞责”之具,却也可以说是十分晦气的。
然而,元遗山生平还有一宗大事,见于元史张德辉〔7〕传——
“世祖在潜邸,访中国人材。德辉举魏璠,元裕,李冶等二十余人。壬子,德辉与元裕北觐,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,世祖悦而受之。因启: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赋,乞令有司遵行。从之。”
以拓跋魏的后人与德辉,请蒙古小酋长为“汉儿”的“儒教大宗师”在现在看来,未免有些滑稽,但当时却似乎并无訾议。盖蠲除兵赋“儒户”均沾利益,清议操之于士,利益既沾,虽已将“儒教”呈献,也不想再来开口了。
由此士大夫便渐渐的进身,然终因不切实用,又渐渐的见弃。但仕路日塞,而南北之士的相争却也日甚了。余阙〔8〕的青阳先生文集卷四杨君显民诗集序云——“我国初有金宋,天下之人,惟才是用之,无所专主,然用儒者为居多也。自至元以下,始浸用吏,虽执政大臣,亦以吏为之,而中州之士,见用者遂浸寡。
况南方之地远,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师,其抱才缊者,又往往不屑为吏,故其见用者尤寡也。及其久也,则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,甚若晋之与秦,不可与同中国,故夫南方之士微矣。”
然在南方,士人其实亦并不冷落。同书送范立中赴襄阳诗序云——
“宋高宗南迁,合淝遂为边地,守臣多以武臣为之。
故民之豪杰者,皆去而为将校,累功多至节制。郡中衣冠之族,惟范氏,商氏,葛氏三家而已。皇元受命,包裹兵革,诸武臣之子弟,无所用其能,多伏匿而不出。春秋月朔,郡太守有事于学,衣深衣,戴乌角巾,执笾豆爵,唱赞道引者,皆三家之子孙也,故其材皆有所成就,至学校官,累累有焉。虽天道忌满恶盈,而儒者之泽深且远,从古然也。”
这是“中国人才”们献教,卖经以来“儒户”所食的佳果。虽不能为王者师,且次于吏者数等,而究亦胜于将门和平民者一等“唱赞道引”非“伏匿”者所敢望了。
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,上海无线电播音由冯明权先生讲给我们一种奇书:抱经堂勉学家训(据大美晚报)。这是从未前闻的书,但看见下署“颜子推”〔9〕,便可以悟出是颜之推家训中的勉学篇了。曰“抱经堂”者,当是因为曾被卢文鞍〔10〕印入抱经堂丛书中的缘故。所讲有这样的一段——“有学艺者,触地而安。自荒乱已来,诸见俘虏,虽百世小人,知读论语孝经者,尚为人师;虽千载冠冕,不晓书记者,莫不耕田养马。以此观之,汝可不自勉耶?若能常保数百卷书,千载终不为小人也。谚曰,‘积财千万,不如薄伎在身。’伎之易习而可贵者,无过读书也。”
这说得很透彻:易习之伎,莫如读书,但知读论语孝经,则虽被俘虏,犹能为人师,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。这种教训,是从当时的事实推断出来的,但施之于金元而准,按之于明清之际而亦准。现在忽由播音,以“训”听众,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,遂绸缪于未雨么?
“儒者之泽深且远”即小见大,我们由此可以明白“儒术”知道“儒效”了。
五月二十七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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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1〕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北平文史月刊第一卷第二期,署名唐俟。
〔2〕元遗山(1190—1257)即元好问,字裕之,号遗山,秀容(今山西忻县)人,金代文学家。原是北魏拓跋氏的后裔,曾任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。金亡不仕。据金史元德明传载:“兵后故老皆尽,好问蔚为一代宗工晚年尤以著作自任,以金源氏有天下,典章法度几及汉唐,国亡史作,己所当任乃构亭于家,著述其上,因名曰‘野史’。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,采摭所闻,有所得,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,至百余万言。”著有遗山集。
〔3〕崔立(?—1234)将陵(今山东德州)人。原为地主武装军官,金天兴元年(1232)在蒙古军围汴京时受任为西面元帅。次年叛变,将监国的梁王及皇族送往蒙古军营乞降。后为部将所杀。〔4〕王若虚(1174—1243)字从之,藁城(今属河北)人,金代文学家。曾任翰林直学士。金亡不仕,自号滹南遗老,著有滹南遗老集。
〔5〕刘祁(1203—1250)字京叔,山西浑源人,金代太学生,入元复试后征南行省辟置幕府。所著归潜志多记金末故事,共十四卷;录崔立碑事见该书第十二卷。
〔6〕凌廷堪(约1755—1809)字次仲,安徽歙县人,清代经学家。著有校礼堂文集、元遗山先生年谱等。〔7〕张德辉(1195—1274)字耀卿,金末冀宁交城(今属山西)人,元世祖时任河东南北路宣抚使,传见元史卷一六三。下面引文中的元裕即元好问。
〔8〕余阙(1303—1358)字廷心,一字天心,原出唐兀族(色目人),其父曾在庐州(今安徽合肥)做官,遂为庐州人。青阳先生文集,共九卷,是他的诗文集。
〔9〕颜之推(531—约590后)字介,琅琊临沂(今属山东)人,南北朝时文学家。历仕梁、北齐、北周、隋等朝。著有颜氏家训二十篇。
〔10〕卢文鞍(1717—1796)字绍弓,号抱经,浙江杭州人,清代经学家、校勘学家。抱经堂丛书,系辑印他所校勘的古籍十七种,并附有他自著的抱经堂文集等。
元遗山〔2〕在金元之际,为文宗,为遗献,为愿修野史,保存旧章的有心人,明清以来,颇为一部分人士所爱重。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,就是为叛将崔立〔3〕颂德者,是否确实与他无涉,或竟是出于他的手笔的文章。
金天兴元年(一二三二),蒙古兵围洛阳;次年,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帅崔立杀二丞相,自立为郑王,降于元。惧或加以恶名,群小承旨,议立碑颂功德,于是在文臣间,遂发生了极大的惶恐,因为这与一生的名节相关,在个人是十分重要的。
当时的情状,金史王若虚〔4〕传这样说——“天兴元年,哀宗走归德。明年春,崔立变,群小附和,请为立建功德碑。翟奕以尚书省命,召若虚为文。时奕辈恃势作威,人或少许,则谗"k立见屠灭。若虚自分必死,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,‘今召我作碑,不从则死,作之则名节扫地,不若死之为愈。虽然,我姑以理谕之。’奕辈不能夺,乃召太学生刘祁麻革辈赴省,好问张信之喻以立碑事曰,‘众议属二君,且已白郑王矣!二君其无让。’祁等固辞而别。数日,促迫不已,祁即为草定,以付好问。好问意未惬,乃自为之,既成,以示若虚,乃共删定数字,然止直叙其事而已。后兵入城,不果立也。”
碑虽然“不果立”但当时却已经发生了“名节”的问题,或谓元好问作,或谓刘祁〔5〕作,文证具在清凌廷堪〔6〕所辑的元遗山先生年谱中,兹不多录。经其推勘,已知前出的王若虚传文,上半据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,后半却全取刘祁自作的归潜志,被诬攀之说所蒙蔽了。凌氏辩之云“夫当时立碑撰文,不过畏崔立之祸,非必取文辞之工,有京叔属草,已足塞立之请,何取更为之耶?”然则刘祁之未尝决死如王若虚,固为一生大玷,但不能更有所推诿,以致成为“塞责”之具,却也可以说是十分晦气的。
然而,元遗山生平还有一宗大事,见于元史张德辉〔7〕传——
“世祖在潜邸,访中国人材。德辉举魏璠,元裕,李冶等二十余人。壬子,德辉与元裕北觐,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,世祖悦而受之。因启: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赋,乞令有司遵行。从之。”
以拓跋魏的后人与德辉,请蒙古小酋长为“汉儿”的“儒教大宗师”在现在看来,未免有些滑稽,但当时却似乎并无訾议。盖蠲除兵赋“儒户”均沾利益,清议操之于士,利益既沾,虽已将“儒教”呈献,也不想再来开口了。
由此士大夫便渐渐的进身,然终因不切实用,又渐渐的见弃。但仕路日塞,而南北之士的相争却也日甚了。余阙〔8〕的青阳先生文集卷四杨君显民诗集序云——“我国初有金宋,天下之人,惟才是用之,无所专主,然用儒者为居多也。自至元以下,始浸用吏,虽执政大臣,亦以吏为之,而中州之士,见用者遂浸寡。
况南方之地远,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师,其抱才缊者,又往往不屑为吏,故其见用者尤寡也。及其久也,则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,甚若晋之与秦,不可与同中国,故夫南方之士微矣。”
然在南方,士人其实亦并不冷落。同书送范立中赴襄阳诗序云——
“宋高宗南迁,合淝遂为边地,守臣多以武臣为之。
故民之豪杰者,皆去而为将校,累功多至节制。郡中衣冠之族,惟范氏,商氏,葛氏三家而已。皇元受命,包裹兵革,诸武臣之子弟,无所用其能,多伏匿而不出。春秋月朔,郡太守有事于学,衣深衣,戴乌角巾,执笾豆爵,唱赞道引者,皆三家之子孙也,故其材皆有所成就,至学校官,累累有焉。虽天道忌满恶盈,而儒者之泽深且远,从古然也。”
这是“中国人才”们献教,卖经以来“儒户”所食的佳果。虽不能为王者师,且次于吏者数等,而究亦胜于将门和平民者一等“唱赞道引”非“伏匿”者所敢望了。
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,上海无线电播音由冯明权先生讲给我们一种奇书:抱经堂勉学家训(据大美晚报)。这是从未前闻的书,但看见下署“颜子推”〔9〕,便可以悟出是颜之推家训中的勉学篇了。曰“抱经堂”者,当是因为曾被卢文鞍〔10〕印入抱经堂丛书中的缘故。所讲有这样的一段——“有学艺者,触地而安。自荒乱已来,诸见俘虏,虽百世小人,知读论语孝经者,尚为人师;虽千载冠冕,不晓书记者,莫不耕田养马。以此观之,汝可不自勉耶?若能常保数百卷书,千载终不为小人也。谚曰,‘积财千万,不如薄伎在身。’伎之易习而可贵者,无过读书也。”
这说得很透彻:易习之伎,莫如读书,但知读论语孝经,则虽被俘虏,犹能为人师,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。这种教训,是从当时的事实推断出来的,但施之于金元而准,按之于明清之际而亦准。现在忽由播音,以“训”听众,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,遂绸缪于未雨么?
“儒者之泽深且远”即小见大,我们由此可以明白“儒术”知道“儒效”了。
五月二十七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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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1〕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北平文史月刊第一卷第二期,署名唐俟。
〔2〕元遗山(1190—1257)即元好问,字裕之,号遗山,秀容(今山西忻县)人,金代文学家。原是北魏拓跋氏的后裔,曾任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。金亡不仕。据金史元德明传载:“兵后故老皆尽,好问蔚为一代宗工晚年尤以著作自任,以金源氏有天下,典章法度几及汉唐,国亡史作,己所当任乃构亭于家,著述其上,因名曰‘野史’。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,采摭所闻,有所得,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,至百余万言。”著有遗山集。
〔3〕崔立(?—1234)将陵(今山东德州)人。原为地主武装军官,金天兴元年(1232)在蒙古军围汴京时受任为西面元帅。次年叛变,将监国的梁王及皇族送往蒙古军营乞降。后为部将所杀。〔4〕王若虚(1174—1243)字从之,藁城(今属河北)人,金代文学家。曾任翰林直学士。金亡不仕,自号滹南遗老,著有滹南遗老集。
〔5〕刘祁(1203—1250)字京叔,山西浑源人,金代太学生,入元复试后征南行省辟置幕府。所著归潜志多记金末故事,共十四卷;录崔立碑事见该书第十二卷。
〔6〕凌廷堪(约1755—1809)字次仲,安徽歙县人,清代经学家。著有校礼堂文集、元遗山先生年谱等。〔7〕张德辉(1195—1274)字耀卿,金末冀宁交城(今属山西)人,元世祖时任河东南北路宣抚使,传见元史卷一六三。下面引文中的元裕即元好问。
〔8〕余阙(1303—1358)字廷心,一字天心,原出唐兀族(色目人),其父曾在庐州(今安徽合肥)做官,遂为庐州人。青阳先生文集,共九卷,是他的诗文集。
〔9〕颜之推(531—约590后)字介,琅琊临沂(今属山东)人,南北朝时文学家。历仕梁、北齐、北周、隋等朝。著有颜氏家训二十篇。
〔10〕卢文鞍(1717—1796)字绍弓,号抱经,浙江杭州人,清代经学家、校勘学家。抱经堂丛书,系辑印他所校勘的古籍十七种,并附有他自著的抱经堂文集等。